周恩来与浦江饭店

2018/1/4 21:31:00

作者:袁念琪

     随着跨年钟声响起,历经百年沧桑的浦江饭店正式歇业进行装修,这座百年饭店将翻开新的一页。说起浦江饭店,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中国的第一批电话在这里安装……这些,人们耳熟能详。其实,百年老饭店也有红色印记。

        “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那是在1973年9月17日,一个星期一的上午。等候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的周恩来总理,信步走到上海大厦14楼休息室外的阳台,指着1959年改名“浦江”的礼查饭店(Richards’Hotel)说道。此时的周恩来怎会知道,这是他1920年10月第一次来上海后,最后一次到这座英雄的城市。

      参加接待的一位长辈告诉我,周恩来隐蔽礼查饭店一事,得到了夫人邓颖超的证实:“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哪,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

      周恩来并不是在“四·一二”事变后就进了礼查饭店的。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徐梅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成员。他记得,在事变第二天的4月13日,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商务印书馆里:“有一名下级军官,是白崇禧的弟弟;原是黄埔军校学生,认识周恩来同志。于是,在他的掩护下,周恩来同志和我等三、四人离开了商务印书馆。”那时,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为上海最高军事长官,驻扎在龙华。

      据后为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回忆:暂脱险境的周恩来,住到了江湾徐家宅孙津川家的阁楼上。这里是我党一个可靠的秘密据点,可谓是红色堡垒户。在之前的1926年底,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经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彭干臣的介绍,就住到孙津川家。彭干臣是叶挺独立团的一员虎将,作为军事骨干被周恩来调至上海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孙津川与彭干臣是安徽寿县老乡。彭干臣带这个吴淞机厂工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介绍他入党,成长为厂中共特支书记及沪宁、沪杭甬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孙津川任上海工人纠察队第二队队长;而第一、三队队长,分别是赵世炎和顾顺章。

      吴淞机厂建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自制铁路器材及装修机车和客车;也是沪宁、沪杭线火车头的修理总厂,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向孙津川了解工厂和沪宁、沪杭铁路的情况,指导起义准备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注重铁路工人罢工问题”;起义最高决策机构特别委员会决定吴淞机厂率先罢工,周恩来再次来工厂进行部署。1927年3月5日,吴淞机厂工人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序幕。至起义正式打响前12小时,就切断了沪宁、沪杭两线,为起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孙家位于市郊,处在以吴淞机厂工人为多的工人居住区,隐蔽而又安全。加之周恩来先前住过,已与孙家老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在这里,从武汉赶来的聂荣臻、陈延年向周恩来传达了中央“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周恩来也对江浙的地下武装斗争作了指示,并让孙津川外出联系地下交通线。

      在白色恐怖下,一地不易久留。徐梅坤说,周恩来“换上一套工人服装,由孙津川的母亲作掩护,扮成一家人,恩来同志搀扶着她离开了江湾。”

      没想到,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孙津川在1928年牺牲。上海总工会开会悼念,并在《上海工人》发文《悼我们的死者,孙津川同志》。南京解放后,周恩来接到当年掩护他的孙津川母亲孙华氏的信,感叹道:“华东有位孙妈妈,他们全家都革命。”他指示有关方面慰问和照顾号这革命一家。在孙华氏80岁那年,周恩来到宁后前去探望。

      离开孙家,周恩来转移至WhangpooRoad(黄浦路)上的礼查饭店。其安全是双重的,饭店不仅位于公共租界,而且对面就是苏联驻沪领事馆。既然如此,同住的邓颖超说,“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隐蔽饭店的日子里,周恩来在总结和反思:什么是我们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在1973年9月17日那天,他在上海大厦眺望浦江饭店时,语气深沉:“这是严重的教训: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右派的身上啊!”

      当时,周恩来希望得到驻在附近的国民革命军26军第2师师长斯烈的支持。因为他的弟弟斯励是中共党员,并与他有黄埔师生关系;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同情。斯氏兄弟是浙江诸暨人,老家斯宅千柱屋我去过,已为一个游览景点。听当地人介绍,诸暨出了一百多个国民党军队将领,多是顽固派。

      周恩来与顾顺章等人,前往宝山路2师师部见斯氏兄弟;这一幕,出现在电影《建军大业》的开始。当时,斯烈貌似热情,实际上是应付和有意拖延,还留吃了晚饭。令周恩来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等他们回来,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不少同志被捕……

      就在周恩来隐蔽饭店期间,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不能前去而缺席的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军事部长,由此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更是由于他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显示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广东领导军事的出色表现,使他在“五大”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他得出的“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这用多少人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使任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他,坚定地打响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第一枪,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周恩来终于跨出了礼查饭店的大门,阵阵江风吹来,催他踏上新的征程。送他的是徐梅坤,“我和孙津川及其母亲,一起到码头送周恩来同志,他按地下交通线的通知,上了长江‘怡和号’轮船,离开了上海。陪同护卫周恩来同志的是李剑如,他也是‘打狗队’的成员。”之所以认得李剑如,因为徐梅坤是我党秘密锄奸组织“打狗队”、也被称为“红队”的第一任队长。

      据《上海通志》:“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离沪赴武汉。”如此看来,他住礼查饭店,只有一月左右。这家饭店的房租不菲,在周恩来入住的十年前,《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只是租一单间,“月租125块银元,包括一日三餐和下午茶在内”。

      十年后的房租,无论单间还是套间;价格无疑要超过鲍威尔的。有说是日租金12块银元,也有称是18块。此外,莫衷一是的还有如何付钱?一说共产国际支付,另一说是受制于当年的实际情形、负责人会携带数额不低的经费。就看人民网所发的《1927年蒋介石开了杀戒:共产党人何去何从?》一文,其中援引了当年赵世炎(施英)被捕的报道:“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搜出钞票38832元”。

附件:C2018-01-05时尚周刊一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