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热衷做生意

2018/5/14 10:26:53

作者:袁念琪 编辑:劳动报

      一百五十八年前的1860年(清咸丰十年),一个叫莫里斯·伊里松(MauriceIrisson)的法国人,住进上海法租界的一座豪宅,那是在上海开第一家法国商行的雷米先生的公馆。

      伊里松先生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去过上海城,就是今中华路人民路圈里的老城厢,“街上的景象繁华热闹,令人头晕目眩”。他还去湖心亭,在那打了骨牌。他的上海印象是:“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古迹,四十万上海人只热衷于做生意。没有什么时间来对付历史那玩意儿,而且地皮太贵了;不能大手大脚来造凯旋门、造‘贞节牌坊’、造塔、造寺庙和宫殿,甚至不能大手大脚地拿来造一些娱乐场所。”(《翻译官手记》)

      据《上海通志》:“清咸丰二年(1852年),上海华界人口544413人……同治四年(1865年),公共租界92884人,法租界55925人;华界人口变化不大,次年为543110人。”照伊里松先生的说法,莫非那时的上海已“全民经商”了。

      买办“糠摆渡”(Compador)

      “来叫‘卡姆’(Come)去叫‘个’(Go),廿四铜钱‘特万体佛’(TwentyFou)。……”在上海滩流传的《洋泾浜山歌》中,压轴的一句是:“洋行买办‘糠摆渡’(Compador)”。我怀疑山歌是宁波人创作,因为用宁波话读起来显得更贴。如其中的“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andSo)”及“雪堂雪堂(SitDown)请侬坐”等。

      《洋泾浜山歌》唱的是洋泾浜英语,形象又表达到位;把丈夫叫“黑漆板凳(Husband)”女士们是“累得死(Ladies)”,称买办“糠摆渡”不仅是摆渡语言,更是生意和钞票的摆渡。1911年(清宣统三年)到上海的美国人卡尔·克劳(CarlCrow)说,“一个用洋泾浜英语与买办交谈的英国人,可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但他对自己的文盲买办优礼有加。”

      老外在上海开洋行做生意的第一要务是聘买办。实际上,这也是两个商业群体的需要;除了老外,还有要与老外做生意的中国人。相传上海最早的“糠摆渡”为36人。他们拉帮结派,不许他人染指这行当;自以为是宋江横行山东的36个好汉。

      上海滩买办有多少,一时没查到权威部门的权威数据。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道光二十七年上海已开设24家进出口洋行。……同治九年(1870年)更发展至203家”。按203家每家一个是200,按三个算就为数不少了。

      早期的买办以广东人居多,他们随原在广州的洋商来上海,因具有外贸经验和鉴定茶叶、丝绸等商品的能力而成为买办的首选。如唐廷枢、容闳和徐润等,那个吴健彰还当了上海道台。至20世纪20年代,占绝对优势成了江浙籍买办;浙江有王槐山、虞洽卿和朱葆三等,江苏有沈二园、席正甫等。之后,又出现买办家族化、世家化,或几代服务一家或家族成员在多家任职。出名的是以席正甫家族为核心的银行买办群,遍及外滩的16家外资银行。

      克劳说,“买办成了财富的同义词”。他举例一做砖茶生意的俄罗斯商人,回国住段日子回沪。没想到,其买办送他一幢梦寐以求却一直未能如愿的漂亮新宅。这个战斗民族的男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真地回顾了从这名买办受雇那一天以来所完成的交易的总量,但解释不了买办怎么可能通过合法所得,存下购买地皮和建造房子所需的钱。可是,这幢房子就矗立在那儿,没有欠下一分一厘的债。”(克劳:《洋鬼子在中国》)

      据1855年(清咸丰五年)汇丰银行会议记录,有个上海买办超过十年未领薪水,银行要奖赏1万;“在不久前上海的货币危机中,由于他的远见和对银行利益的忠诚,让我们避过了损失。”霍塞认为,“他们弥补了大班和中国人之间很大的缺口。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小集团,靠白人经营的公司的丰厚赚头过活,并且他们自己也逐渐丰厚起来了。”(霍塞:《出卖上海滩》)

      马学强、张秀莉在《出入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中,解读了买办的收入:洋行、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工厂等不同行业的收入来源差异较大,据中国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征信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前三名为:法商电车公司的涂敬珊,每月数十万元;科达公司王文秀3万元;哈同银行罗友兰,每月3800元。此外,收入除做买办所得,同时所得于从事开行栈字号、钱庄当铺、银楼金号、房地产、附股外商企业、投资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等。并不是所有买办腰缠万贯,1921年1月22日《北华捷报》报道:协隆洋行买办吴月丹因财务问题自杀。

      至于出现穷庙富和尚,克劳这位上海美国总会会长一点不奇怪,“买办生活节俭,尽量存钱,大班生活奢侈,大把花钱,这是惯例。”最后导致关系倒置,对经商失去兴趣的大班,实际成了他雇佣的、不想洋行倒闭的买办的雇员。他说,“这种地位的逆转往往是令人愉快地和没有痛苦地完成的。”但他指出,“买办的地位与男爵庄园中的大管家有点相似。大管家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但没有人认为他的社会地位是与男爵平等的。”一个在沪经商的美国人还看到这一点:“外国人同中国人这种交往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有利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学会了外国人无形中教给他的生意经,并且学得很好。他是一个比他的导师更强的对手。”

      1873年的上海当铺

      1873年4月5日《伦敦新闻画报》第63卷第1757号,刊登了该报特派画家的《中国速写:上海当铺,北京的八旗兵弓箭手》。其中的清同治十二年的上海当铺,描绘了两个不同点。第一是与国内北京的不同。在北京寻当铺不难,只要留意每根至少有20英尺高的垂直木杆就行。“木杆中部一块精雕细琢的方形招牌,显示借钱‘大叔’在哪儿可以找到。”但在上海,“而只有挂在门口墙上的一块横匾,上书‘当铺’这两个汉字”,只有走到跟前才能发现。第二是与报纸所在地国外的伦敦不同。虽这里当铺所做的生意与伦敦一样,该报特派画家注意到“当铺内部的安排也表明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方面的情感是有差别的,因为在柜台上并没有隔板将顾客们分开。所以,顾客无法隐藏自己的存在,或掩盖厄运把他们逼入绝境的事实。”

      《伦敦新闻画报》的上海当铺速写,柜台上没隔板,高度与做其他买卖的店铺一样,高度在一般成年人胸腰间,平易近人。不像在乌镇汇源典当所见,那柜台高大惊人。两米高,还装木栅。你要把典当物高举过头,方能递进木栅中的小窗口。为何要这般高举高打,一旁说明牌告知:“这主要是出于谨慎,怕顾客情急殴斗。柜台里面设有一到两层踏板,柜内的朝奉居高临下,形成了一种高人一头的气势。”

      在该报特派画家笔下,“走进当铺的中国人脸上并没有羞耻的表情。他们不会在街上东张西望,以防自己在进当铺的时候被别人看见。”这个英国人看到是些精明的上海人,他们把具有便捷融资功能的当铺当银行,看作投资手段和致富平台,它可以让死物生出活钱。通过典当得到急需的现金,或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或增加自己的收益。毕竟找当铺胜过找亲朋好友借钱,便于找银行贷款。

      特派画家还发现上海人的门槛。“上海人特意在初夏时,把裘皮衣服送到当铺去,因为当铺老板精通如何防潮和防蛀的事宜。”此外,“当冬季结束之后,许多人会把衣服拿来抵押一小笔钱。他们知道,东西放在当铺里,要比放在自己家里更加安全。因为,当铺的房屋一般都很坚固,而且防盗的措施也很周全。”

      上海警察总监彭福尔告诉该报特派画家,“在上海英租界里,有29家这样的当铺,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银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数当铺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他还写道,“至于那些偷来的财物,倘若值钱的话,一般都在大的当铺里。”

      当铺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已成一业。“统分四种,曰当、曰质、曰典、曰押,亦贷财于人而以其物估价作质也,故亦谓之质商。”开当铺的多为安徽休宁人,后来居上是广东潮州人;较大铺子有顺昌、德康和义和等。“上海开埠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都市商业发达,上海的典当业也更见兴旺。”(《上海金融志》)起先多在南市,小刀会爆发后逃入租界,较集中在金门街(今金门路),该街因而被叫作“典当街”。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市有当铺150多家。

      上海人是讲实惠的人。这个实惠就是重实际,讲实效。当铺这面镜子,可见一斑。

      发样品的悲哀

      卡尔·克劳在此再次登场,只因他八十一年前出版的畅销书《四万万顾客》(400MillionCustomers),当时就有英、法、德、瑞典、丹麦和波兰文版。林语堂点评,“该书以令人愉快的饭后闲聊的语气,轻松地叙述日常经商事实的表象。读者决不会丧失对现实或者生活的感觉。”直到2002年美国东方之桥出版公司重印,一位叫马克·奥马拉的读者认为,“此书是任何攻读商科的大学生的必读书,事实上,也是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全书20章,看目录篇名,直接与做生意有关的就有《非常独特的顾客》《无利润销售也发财》和《销售无需推销员》等。克劳到上海先做媒体,至1919年开办卡尔·克劳广告公司,体验了经营理念及西方门槛与上海门槛的碰撞。

      众所周知。新产品在投放市场前,往往采用样品免费分发的营销手段。对克劳来说,“虽然对分发方式有所修正,但两次的经历都是令人悲哀的”。

      第一次在“一战”刚结束。“一家很受尊敬、非常保守的老牌英国公司”准备了他家的数千样品,读者凭赠券获一份袖珍装样品,内有爽身粉、香水、肥皂和牙膏。克劳建议每份收10分钱,但被代理行经理否决。虽然克劳选择了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小的报纸,可第二天早上代理行没上班前,门口已人头攒动。一小时后,整条街人满为患。此时已不能发样品,人群也开始不可控制,交通堵塞,玻璃窗被砸。于是,警察出动。那个经理“因阻塞交通的罪名被带上治安法庭,并被罚款5英镑。”

      第二次是吃一堑长一智。凭报上剪下的赠券换一块香皂,安排了40个点兑换。为保密,送报社的第一份广告底样并无该内容;直到到开印前,用有赠券的新版替代。克劳沮丧地说,“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聪明完全不够。”

      免费发放在印刷时被发现,报纸额外多印了1万。同时,全上海报童皆知,他们剪掉赠券,投递和出售无赠券报纸。虽规定每人只换一份样品,报童雇大批小孩,每兑换一张给一个铜板;他们则坐在兑换点附近的茶馆收货。就这样,“免费发放了价值数千美元的贵重样品”,其中90%落入报童之手。他们把样品卖商贩,商贩以极低价卖消费者。“这个新品牌问世不到六个月,已经完全和彻底地死亡。”现实变得事与愿违,制造商自掘坟墓。

      克劳先生总结道,“中国人具有一种不易受影响的常识,这种常识源自由于贫穷而捡起每一个偶然发现的看来是无主的铜板。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任何东西会被白白送掉。如果一件物品,即使是一件应该免费的样品,具有任何价值,他们就完全愿意为它付钱。”

      商品销售除样品促销,还靠推销员。祖国有着最庞大推销员队伍的克劳说,“在其他国家,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推销员上交的销售额,将取决于他的上门兜售的次数。”而在上海相反,推销员每天只进行一次拜访,乘黄包车前往茶馆。“他完成的销售额将完全取决于他拥有的朋友、熟人和亲戚的数量。”

      克劳也有收获,还发现了面子的重要性。“如果某人在一次商业交易中成为失败者,胜利者不会使自己的获利达到极致,而是给不幸的对手某种不大的让步,以使对手不至于因为失败而感到受辱的痛苦。”

      他也从中获益,家里的佣人为家宴借亚麻桌布、银质和瓷质餐具,裁缝在他衣服上缝上从旧衣拆下的“摄政王街的一个商标”。上海雇员在会客室堆满样品和信件,使来访的客户对这家公司的业务繁忙及生意兴隆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