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运领头人到新四军传奇英雄

2018/8/10 15:11:17

作者:袁念琪

      “一大”纪念馆藏品里,有个旧手电筒;主人是被誉为“浦东人民的灯塔”的朱亚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当时他叫诸亚民,日军悬赏10万军票通缉。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长篇通讯《新四军在浦东》中写道:“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

      1974年,我在杭州128医院,第一次见到儿时就耳熟的传奇英雄。那时,朱伯伯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七年后,我为学位论文收集素材,住到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朱伯伯家,听他讲述从一个工运领导人到新四军英雄的传奇故事。

      因生活困难,朱亚民一家人到上海谋生。祖母和母亲当奶妈、佣人,父亲到码头做工,几个叔叔也做工。1930年,为减轻家里负担,14岁的他虚报两岁进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每月工资7元,他吃“包饭作”,几个人在石库门合住一间,没有床。每月工资付了饭钱房租所剩无几,家当就是身上穿的和几件替换衣服。

      为学文化,他下夜班就上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夜校,为赶时间就跑步,回家半夜12点。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品种多、范围广,他休息时常到图版科仓库看书。

      他说,“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局做编辑工。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标语的痕迹。”厂里有上海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进厂不久,见到领导工运的工人被开除,心里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

      1936年,朱亚民调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在未有工会前,他组织的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翌年6月,香港印刷业总工会成立,他当选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厂党总支委员。不久,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成立。

      自海员大罢工以来的香港工人运动新高潮接踵而来。1939年8月7日,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宣布解雇1400名职工,给两月工资的解雇金及单程回沪川资。

      领导工人斗争的“非常委员会”成立了,要求给予停工期内生活维持费,厂方拒绝。9月20日,《新华日报》转载委员会的《告国内外同胞书》,30日发《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董必武还要求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维护抗战期间工人正当利益。资方请杜月笙调解,朱亚民和王嘉生作为请愿队代表进杜公馆。

      杜月笙对朱亚民说:“不要急,再等等。”

      朱亚民答道:“谈判谈了三个月了,我们的肚子不允许再等了,请杜先生督促陆经理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再谈判。”

      12月15日,13位工人入狱。上级决定:“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历时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解雇费由原2个月增至6个月。

      1940年2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朱亚民任抗日服务团团长,把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党员和罢工骨干带回上海。到沪后,地下党、上海印刷业工委负责人马纯古相告:组织决定其他同志去新四军,留朱亚民在上海。那时,中共江苏省委刚调金子明任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秘书长)。他要求派军事干部到浦东,组织选择了朱亚民。

      5月初,朱亚民任浦委军委书记兼抗卫二大队指导员,开始角色的转变。毛泽东指出,“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

      朱亚民说,“过去搞工人运动,对于武装斗争不熟悉,要我来领导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办呢?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从上海搞来各种军事书籍。在香港就读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现又读日本人注释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等。

      8月,党领导的浦东抗日武装全到浙东。9月初,他奉中共浙东区党委之命,率11人短枪队重返浦东反“清乡”,掀开上海市郊抗战最为壮丽灿烂的一页。

      “清乡区”四周筑竹篱笆。镇上建据点,沿海港口设检问所,大村庄驻伪军。日军矛字3824、3825等主力、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分区“清乡”。朱亚民感到,只有打胜仗才能打开局面。10月下旬,花20分钟拿下苏家码头(今奉贤区塘外乡墩外村)检问所,击毙3个鬼子,缴一个班伪军枪,我无一伤亡。接着在三灶打两仗,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军。于是,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

      1943年正月初五深夜,冒大雪长途奔袭鹤沙镇(今浦东新区下沙镇)。把伪镇长、清乡主任等13个汉奸头目一锅端。又化装混进重兵把守的大据点大团镇,除掉作恶多端的伪大团维持会会长韩鸿生。面对再次军事“清乡”,决定打浦东大据点新场。4月一深夜,冲进营房俘100多伪军,缴机枪1挺和步枪几十支;为反“清乡”以来俘敌最多一仗。随后袭钱家桥据点,打死十几个鬼子,缴了刚发下来的96式轻机枪。旋而伏击庙泾港,全歼鬼子一个小队。逼敌撤了三灶、青村港和钱家桥等中等据点;促使伪保安五中队的区队长沙干臣率近百人携轻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反正;不再受信任的伪刘铁城部调离浦东。

      青纱帐起来了。部分日军调出浦东,“清乡区”竹篱笆墙被扒得七零八落,近百据点缩到二三十个;“清乡”失败。此时,我12人短枪队发展为拥有3挺机枪、几百人长枪队的新四军浦东支队。

      在浦东,有块“抗日时期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竖奉贤区奉城镇北宋村,纪念浦东抗战最大战斗———1944年3月28日的北宋突围战。另一块“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纪念1944年8月21日朱家店伏击战。1小时歼日军34名和汉奸1人;缴掷弹筒1门、机枪2挺、99式新式步枪等。这是日军占领上海郊区以来、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战斗,被总参军训部和军科院选入《步兵连战例选编》。

      1944年11月,党中央宣布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其中一支就是浙东纵队,浦东支队编为其淞沪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兼奉贤县长。“支队发展到六、七百人,并配备有电台,直接与浙东通讯联络,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上海军事志》)在抗战期间,支队共歼200多鬼子和1500多伪军,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主要武装力量。1945年,浙东纵队北撤,1500多人的淞沪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后与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1纵3旅7团。两年后,整编为华野1纵3师7团。1949年,整编为三野20军60师178团。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给朱亚民寄来题词:“威震敌胆真英雄,峥嵘岁月汗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