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间解决“疑难杂症”

2018/10/10 10:21:24

作者:赵竺安 编辑:陈熊(实习)

      2004年,他进入区劳动监察大队,成为一名监察员。十多年来,他每年与搭档处理300余起举报投诉案件,是一个在劳动监察岗位上不折不扣的“老黄牛”。

      在他处理的案件中有不少“疑难杂症”,他都会尽力在第一时间解决。例如,为上万名外卖小哥讨要高温费并获成功,成为轰动上海滩的经典案例;迅速介入网红牛排馆关门案,为120名员工讨到540万元工资;快速处理海鲜火锅店老板藏匿案,免除了失去工作的员工流落街头之苦……这些案件的处理,使他成为职工心目中的“男神”,也使他连续四次获得黄浦区委区政府嘉奖,还被授予三等功。

      本期劳权请来黄浦区劳动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办公室负责人黄毅,由他讲述开展劳动监察工作的故事。

      帮万名外卖小哥拿回高温费

      我们监察大队共有25名队员,承担着黄浦区域内的劳动监察工作。我们每年案件办结都达到1800至2000件。

      以前,大家都把“撑船打铁磨豆腐”视作最辛苦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说,一线劳动监察工作是现代最辛苦工作之一。一年365天,我们日夜待命,按业内说法,我们就是“7×24”、“白+黑”全年无休式的工作。任何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接报后,我们都必须在一小时以内赶到现场处置。因此,即便是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备勤的人员手机也是24小时畅通;即便参加婚宴,也不敢喝酒;即便是恶劣天气,只要接报,备勤人员也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往现场处理。

      如果说,十多年来,我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是和我们全体监察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我记忆里,我做的最难的一件案子,就是受命为外卖小哥争取高温费。2017年7月,天气异常炎热,外卖小哥反映,他们在露天高温下作业,却没有高温费。情况反映到市有关部门后,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外卖小哥涉及全市各区,经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由黄浦区劳动监察大队统一处理,而队里又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派给了我。

      接手后,我仔细分析,外卖平台是新兴业态,它的用工方式多样灵活,有直接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兼职,还有平台之间的共享用工。要解决外卖小哥的权益问题,首先就要摸清用工数和界定员工的用工性质。为此,我和同伴跑了浦东、徐汇等10多个外卖工作点,与负责人接触,与员工谈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了解到,与这个外卖平台有业务往来的外包主体近30家,大部分是外地注册企业。显然,要一次性把这些企业召集起来,统一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在领导的支持下,我采取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我直接找到外卖平台在沪临时办公点,与平台负责人交流。起初,该平台负责人认为,他们只管自己的员工,其他的员工均由外包公司负责,与他们无关。我便告诉他们:理论上说,他们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发包单位,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外包企业发生问题,发包单位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该平台负责人还是不能接受,并从北京总部请来一位律师与我们交涉。交流中,我严正指出,首先,外包企业都是平台找来的,平台对他们的行为就要负一定的责任。其次,外卖小哥工作性质属于高温露天作业,不发高温费肯定不对。最后,外卖小哥对外统一使用平台标识,认为自己是为平台服务的,就法律上来说,发包方也要尽到义务。

      在我和同伴的说服下,平台方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接着,我又实施第二方案:与规模较大的外包企业直接面谈。我和同伴告知他们,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外卖小哥的工作性质符合发放高温费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发,劳动部门将追究责任。同时,他们的行为将列入国家征信平台,影响企业的声誉。此时,外卖平台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

      最终,外卖平台和外包企业给上万名外卖小哥发放了四个月共800万余元的高温费。当我拿到厚厚的发放名单时,我心里充满了欣慰。

      纵观整个案件的解决过程,我深深地感受到:从受理案件到处理到最终结案,该起案件始终得到市人社局和市劳动监察总队的业务指导,我们大队领导无论是听情况、做决策,都是全程参与,恰恰是这种内部的“上下合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该起涉及人数多,跨区域的复杂高温费案。

      为“网红”牛排馆122名职工维权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面对突发事件,就需要我们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迅速反应的能力,及时处置案件。

      今年5月,6家由外资开办的“网红”牛排馆结束营业后,突然统一关门。翌日,得知消息的员工向我们举报后,我和同伴立即赶往现场。

      当我们找到牛排馆负责人后,该负责人认为,因为这家总部在国外的牛排馆调整业态和经营策略,统一停止了中国区业务。

      针对他的回答,我马上指出:企业“开、关”,是经营者的自主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依法解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

      经过调查和清点,我和同伴找到了121名员工。在我们的主持和监督下,企业与职工通过协商,达成了协议。其中114位职工拿到了共540万经济补偿金、工资、加班费等,还有7位员工由于仍在从事收尾工作,涉及的30万元等待解除劳动合同时一并发放。

      由于媒体的介入,唯一失联的员工获知信息后,也找到我们要求解决问题。我和同伴为这名员工开了“小灶”,也使他的经济补偿及时得到解决。

      结案后,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我认为,对劳动者来说,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或纠纷,必须第一时间找寻有关部门帮助,但维权过程也要依法理性。对企业来说,一旦发生问题,也应该及时与劳动部门联系,除了咨询、了解;必要时,也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和帮助。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除了反应及时处置、果断以外,引入媒体监督,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助于事件的解决。

      我认为“网格化”管理,是十分有效的。以我们大队来说,总共只有25人,要管理整个黄浦区,人手显然有限,而通过把街道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由各街道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实行专人负责,这就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快速反应能力。

      而按照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说,解决问题,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第一时间”是十分重要的。

      助29名职工讨回“救命钱”

      在日常处置劳资纠纷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而我就碰到一起房屋尚在装修阶段,职工就“没吃没喝没有回家路费”的奇葩事件。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仅需要我们劳动监察人员拥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本领,还要有一颗服务社会的心。

      今年4月9日,三名服务员匆匆赶到我们大队接待窗口反映他们服务的一家海鲜火锅城不支付3月份工资,且法定代表人、企业总经理不接电话的案件。来访人焦急地说,由于企业未支付工资,导致他们没吃没喝没回家的路费,眼看就要露宿街头。

      接待中,我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原来,这家开设在外滩的海鲜火锅城尚在装修的最后阶段,却因为投资方与管理方发生经济纠纷,突然停工。员工们虽然为店方所聘,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我和同伴立即赶到店里,区总工会和区仲裁院也派员一起参与调查。经过调查,我们联合调查组发现该店共有29名员工,被拖欠了12.6万元的工资。我立即联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电话却无人接听。经过再三寻找,我和同伴总算联系到一名店经理。据他告知,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已回东北老家,职工讨要工资已有一周之久,但企业确实没有支付。

      我们联合调查组好不容易找到投资方,投资方认为,员工归经营方管,对店里发生的事他一概不知。眼看案件陷入了困局,我和同伴便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书》下发给投资方,要求他通知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记录,查到了该企业的用工记录;通过调阅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内档,查到了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联系方式;通过黄浦电子政务平台发送短信告知,如果他不配合调查,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将对企业处以罚款,涉嫌欠薪隐匿的,将移送公安处理,并追究刑事责任。在多措并举的威慑下,该火锅城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投资方均感到了压力,双方主动搁置争议,达成协议先行解决员工的工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还授权投资方代表企业处理欠薪案件,提供了员工的工资表等。

      很快,投资方和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共同筹资,支付了所有员工的工资。

      通过这起案件,我认为,近年来,由于部分经营者片面追求规模效应,导致企业稳定性变差,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企业都不能把责任推给职工,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维护。而这起案件能够迅速解决,也反映了黄浦区联合调解、处置机制的效率。

      目前,我们大队为了加强执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建立商圈服务站”等一系列措施,作为劳动监察大队中的一员,我有信心和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