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生育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议题。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如何破？代表委员们建议，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进一步提高鼓励生育政策的精准度，切实解决家庭生育、养育的后顾之忧。
出台积极人口政策，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指出，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迁移都呈现一种规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个阶段后，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做‘人口转折’，这也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进入了高水平发展阶段后，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的一个自然现象。”权衡说。
但他也指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样与环境，特别是与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供给一侧的因素，也是需求侧的因素。”权衡表示，从供给侧来讲，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劳动参与率，它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从需求来讲，它也意味着市场的规模。基于此，权衡觉得保持适当的人口稳定增长，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意义重大。“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应该出台更加积极的一些人口相关政策，以此来来确保人口能够稳定增长，能够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
全国政协委员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在两会上，她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吴瑞君指出，目前，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但补贴和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导向，是需要的。” 因此她谈到，现阶段生育政策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
吴瑞君建议，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顶层设计上，要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托入学和其他福利制度，逐步将‘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镇社区0-3岁普惠托育服务。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她指出，可以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实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补贴，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另外在配置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也认为要积极发挥个税的调节机制，建议以家庭为单位确定分类个税减免，即直接对应纳个税减免，而不仅仅是扣减税基。例如，以家庭养育子女数为依据，实施税收减免，各项减免至子女满18周岁甚至包含子女大学教育阶段。科学测算减免的最高额度，确保出台后的减免政策达到覆盖面广、支持力度足够，同时也克服因收入严重差异导致减免上的不公平。
此外，吴瑞君也呼吁强化性别视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机会成本。比如，制定实施“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另外，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可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3，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
委员建议特定条件下可允许未婚女性冻卵
未婚女性超过一定年龄没能生育，但有强烈生育愿望，该怎么办？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此次就递交相关提案，建议可以考虑辅助生殖技术。不过他强调指出，不能过度地完全放开，避免对社会产生错误导向。
目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对此，徐丛剑认为，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可能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在其看来，某些未婚女性患有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或所患有疾病的诊疗容易影响生育能力等，建议这些人冻卵保留生育权，以后再选择进一步辅助生育。
不过，徐丛剑明确反对无条件地放开未婚冻卵，“提倡完全放开未婚女性冻卵，以为只要把卵子冻起来了，高龄生育的风险就不考虑了，这也是错误导向。”
徐丛剑表示，人的机体在不断衰老，生孩子需要整个机体的全部功能来实现。从25岁到28岁，人的生育能力就在下降，35岁以后生孩子风险很大。此外对于高龄产子，未来孩子的抚养也可能成为社会问题。
减轻养育压力，委员建议探索建设家庭托育点
目前，上海市各区都在积极建设“宝宝屋”社区托育点，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可能还是杯水车薪。全国政协委员、奉贤区副区长张娣芳建议进一步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来减轻育龄青年养育压力。
“有调查显示，孩子无人照料是超过半数家庭放弃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张娣芳表示，家庭托育点在服务时间、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可以与托班等托育资源形成有力互补，更好满足家长们的托育需求。
张娣芳认为，家庭托育点具有典型的“邻里信任”特征，扎根社区，接送方便，易于推行和发展。另外，政府主动介入，指导推动，可避免家庭托育点因缺乏指导监管而成为无备案、无审批、无资质的“三无机构”。“不过，目前的家庭托育点建设，在国家层面尚没有相应的指导性政策和规划，也缺乏相应的建设、从业资格标准和行业监管机制，其专业建设、行业发展也尚未有完善的支持保障体系。”
因此，张娣芳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制定出台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为各省、市、区因地制宜推进家庭托育点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基本参考。比如，给予政府补贴，减少税费，提供场地、专业培训和奖励等。另外，将家庭托育点建设纳入政府指导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指导监管机制，并建立家庭托育点收托婴幼儿信息管理和托育服务信息公开机制等。
另外，她建议国家层面将家庭托育服务纳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体系。同时引导和支持家庭托育服务成立行业协会，以更好地促进家庭托育服务乃至整个托育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