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国时期柳亚子等编纂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今天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在此之前，上海只有府志、县志、乡土志等，尚无完整、系统的上海通志流传，作为上海第一部市志修纂成果，《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的首次面世，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全国掀起纂修方志的热潮。上海通志馆的成立及《上海市通志》稿的修纂，正处于这个大背景下。1932年，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柳亚子、朱少屏分任通志馆正、副馆长。通志馆登报向社会各界征求材料，并发动馆员收集资料，所收材料数量繁多，翔实可靠，为《上海市通志》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储备。

《上海市通志》(现名为《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原计划纂修25编，后来由于战事冲击，修撰工作被迫中止，所幸大部分撰成的书稿得以保存下来。最终成型并留存至今的有14编，涉及沿革建置、租界、教育、金融、政治、外交、风俗等方面内容，而《法制》《军备》《财政》《交通》《商业》《工业》《农林牧渔》《人物》《沿革写真》《历史地图》无对应正文内容，仅有存目，我们仍可通过这些目录的设置，一窥当年专家学者撰修第一部上海市志的雄心抱负。为了将这些珍贵史料公之于众，由上海通志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难终在纂修80余年后正式问世。

“1932年7月开馆，当时上海的报纸新闻、政府公文都还在使用文言文，柳亚子的这本书按照常理来说，也应该采用文言文，但他顶住非议，使用白话文编写，大大增加了内容的可读性。另外，他没有采用民国纪年，而是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编撰，被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是破坏了法统，但他坚持没有让步。”上海通志馆馆长吴一峻表示，作为反映上海一地历史的“百科全书”，《通志稿》在彼时社会背景下诞生，具有相当大的魄力，可以说是颠覆了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邬国义则认为，《通志稿》对于史学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通志稿》对于旧志在内容上进行了长足的继承和发展：新增《金融》《外交》等若干门类，并且突破“述而不论”的原则，不仅记述了“新时代种种表现出来的事实”，对此还有研究与评论——这种可贵的新模式，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及其对时局的思考，同时也赋予了其更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这套书面世后，将如何深化它的作用，加强增量效益，则是研究者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