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发展速猛。怎样认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形态怎样？人工智能与人自身的关系怎样？人工智能视域下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会是怎样？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人、人工智能、劳动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温斯顿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学界认为，人工智能有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是能够达到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是任何领域都比人聪明的人工智能。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它们是工具性的主客体关系？还是共生性的主体间关系？还是兼而有之？

关于“共生”，第一个提出生物界广义共生概念的是德国真菌学家安通·德·巴瑞(Anton de Bary)，他在1879年明确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 of dissimilarly named organisms)”。安通·德·巴瑞对共生的定义包括生物间有利及有害的关系。随后一百余年来，这一概念在生物学界和社会学界得到了高度重视及重大发展。共生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共生也是一种价值观，发展就是共生关系的优化。

随着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人”化，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必将日益向主体性发展，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也必将逐步从主客体关系向主体间性关系发展，这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也将是社会形态的一种客观存在。

第二，关于人工智能与劳动：“人工智能”能否“劳动”？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能量的变换和信息交换的过程，是有目的的活动。

随着人工智能的“人”化，人类的劳动能否成为人工智能的劳动？事实上已有不少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如餐厅中的机器人送餐员，不能说餐厅中的服务员送餐是劳动，而机器人送餐不是劳动。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指出，人类在劳动中也在改造人类自身，那么未来人工智能在劳动中是否也会改造自身？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这就必将产生人工智能的自我进化，这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

人工智能既是劳动成果，又是劳动资料，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劳动主体。

第三，关于人工智能的异化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异化？如何避免人工智能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本真状态应该是劳动者的自由的、自主的和自我实现的状态。 马克思揭示劳动异化时，曾指出劳动产品异化，自己的产品成为奴役、压迫自己的工具；他还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本来是合作劳动、共同工作异化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生存竞争。

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也要防止人工智能成为人的统治者，这是当下人类智能发展中的人类一大隐忧。这里就有科技伦理问题。只有坚持人与人工智能共生发展的原则，人类在设计、发展人工智能时就要遵循共生原则而非丛林原则，确保人工智能不对人类造成伤害。也就是说，破解人工智能异化的钥匙，就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生。

共生原则下，人工智能发展将有利于人的尊严、劳动解放和人的发展，打造自由人的联合体。

因此，不能把人工智能仅仅当作工具、当作客体，还应把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当主体，人与人工智能之间是共生的主体间性；应以共生伦理为价值导向，规范、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优化人机关系。设计的软件、程序也要遵循共生思想，让共生不仅是人的思想，也是人工智能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打造未来人机共生的世界。

(本文作者：李友钟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