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在上海，铁路工人在1925年便成立工会，但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严密控制，当局勉强同意该工会名字为协进会。1927年3月21日，铁路党支部按上级指示，组织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一位来自安徽的年轻小伙孙津川当选为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几乎同时，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孙津川任两路总工会委员长。这也是当时铁路工人组成的首个颇具力量的工会组织，记者在日前探访两路总工会在沪踪迹，并独家采访到了孙津川的后人，听其讲述当时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

两路总工会旧址：南梅园里1号

如果要在互联网上直接搜索两路总工会的旧址，非常困难，搜索引擎并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记者通过上海铁路博物馆的相关专家帮助找到了一本出版于1991年的《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史》，在该书的第84页，《建立两路总工会》的章节中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孙津川当选委员长，会址设在闸北恒通路南梅园里1号。”

在获得了这样一个宝贵信息后，记者再次通过网上搜索发现，这个地址目前已经无法准确定位。铁路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当年战火等原因，在老闸北的很多历史建筑都已不复存在。记者尝试在上海地方志网站上搜索相关关键词，也未能搜索出结果。辗转找到一本名为“《上海行號路圖錄1947》（上下册）”的电子版，希望按图索骥，但关于“南梅园里”的信息也未能显示，但该图留下了恒通路在当时的一些地理位置信息。

铁路工运史编者透露：或在原铁路东站区域

通过互联网搜索未果后，记者联系到了《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史》的编写组组长曹建国，这本编写于30年前的历史书籍非常完整地记录了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当时抢救式记录了不少参与过工人运动老同志的口述史料。编写和采访时，曹建国才30出头，他告诉记者，虽然已经隔了三十年，但那段经历依然清晰深刻。

曹建国透露，编写组几乎跑遍了中国当时重要的史料馆，“我们去了好几次北京和南京，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我们都在那里泡着，在书山书海中抽丝剥茧，寻找我们需要的史料。”而对于两路总工会的会址，南梅园里1号，曹建国表示，这是早年间留下的史料中记录的，但在当时的史料中，并无地图配合佐证。“有些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具体的地图，但一些我们采访过的老同志都确认了是在那个地方。”曹建国补充道，该会址地址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肯定在原铁路东站区域，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新客站区域，而南梅园里应该是一条非常小的路，在1949年之前或许就已经消失了。

编写组亲自采访薛暮桥：“老人家高唱歌曲激动落泪”

虽然无法准确定位两路总工会的会址，但在两路总工会奋斗过的人和事，依然被准确地记录了下来。曹建国特别提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市场经济的拓荒者薛暮桥老先生对于这本书的非凡贡献。薛暮桥在20岁时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同时，他在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他是代表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从杭州到上海，说服南站当时机务处和车务处的两路工会合并，他在其中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在1927年的3月28日下午，沪宁、沪杭甬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正式举行，薛暮桥也提到，会址设在了南梅园里1号。”曹建国说。

采访薛暮桥老先生前后经历了两次，一次在杭州，一次在其北京的家中，尤其是在北京家中的那次采访，曹建国印象极深。“我们当时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一些史料上有出入的地方，一些我们没能查到的资料等等，当时年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想找到真实的材料。薛老也是侃侃而谈，纠正了我们的好几个错误，他当时已经八十多了，但记忆力依然非常好。”曹建国告诉记者，“整个采访将近两个小时，薛老在谈到四一二反革命前夕，当局欲查封两路总工会，铁路工人们在会议结束后高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时，他突然就唱出了声，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曹建国深受震动，一位八旬老者在他面前眼含热泪，唱着六十多年前的革命歌曲，可见当时的铁路工人是多么群情激昂，热血澎湃，为了信仰，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淞沪铁路江湾镇旧址焕然一新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上海铁路工人运动的主要活动据点之一的吴淞机厂，现已迁往常州，成为如今的戚机厂——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鲜少有人知道的是，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是上海的铁路工人率先罢工。当时，为了阻止军阀利用铁路派援军来沪，在起义前10天，党就组织铁路工人率先罢工。铁路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进行了准备。组织了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任命孙津川为罢工委员会总指挥兼铁路工人纠察大队长。1926年3月5日，吴淞机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率先罢工。在他们的带动下，罢工的铁路工人达1000余人。罢工结束后，孙津川立即组织纠察队交通班准备抢修铁路、整修机车。下午4时，吴淞机厂司机赵刚扬等到南站机车房开出一台机车，200多名铁路工人纠察队员在机车上插上红旗，分乘5节客车驶往龙华，欢迎北伐军。22日下午，孙津川亲率交通班成员，由南站乘专车至徐家汇、麦根路等处修路，使北伐军顺利开进上海。

虽然吴淞机厂早已迁离，但铁路工人战斗过的铁轨线路依然有迹可循。循着历史的足迹，记者来到了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暨淞沪铁路）的遗址——淞沪铁路江湾镇旧址。这里如今已经是一片以铁路为主题的创客园区，火车、铁轨等元素与园区融为一体。

在记者寻访的过程中，园区内时不时有午休的职工走过，也有在此拍照的游客。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些拍照的游客，他们均表示是被此处独特的风格吸引，对于铁路工人在工人运动中承担的角色，几名受访者均表示并不清楚。园区内有不少创业企业，也有咖啡、模型等颇具特色的小店，在园区内一段长约1000米的铁路线入口处，记者看到了两家火车模型店，可惜两家店也并未营业。沿着这段旧时铁路线，旧日铁路沿革发展史历历在目，虽然工人运动的痕迹已难以寻觅，但被重新搬回的老式蒸汽机车头、火车厢房以及还原的仿旧站台，以及几处以铁路工人为原型的铜像，在与现代的交融中诉说着历史的传承。

独家对话孙津川后人孙以智老人：他的精彩一生至今影响着我

提起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孙津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孙津川，1885年生，安徽寿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组成了纠察大队，孙津川任大队长。28日，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孙津川当选为委员长。同年，孙津川奉命到武汉、九江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三省流亡的革命者，秘密恢复铁路工会。1928年3月，孙津川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7月，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孙津川不幸被捕，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寻访的过程中，记者得知孙津川的侄女孙以智老人目前住在南京，几经辗转，劳动报记者与孙以智老人通过电话实现了一次独家专访。

“南京解放那天，奶奶和我说，津川的战友回来了”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有一张孙津川的照片，这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孙以智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正是孙津川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留下的照片，也是当年自己的奶奶辛苦藏在装衣服的木箱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事实上，孙津川去世的时候，孙以智并未出生，而第一次听到自己大伯的名字，还是南京解放前夕。就在江北不断的炮火声中，孙以智听奶奶讲起大伯一生的革命故事，此后数年，奶奶说起最多的，仍是孙津川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上海带领工人武装起义的故事。

出生于安徽寿县的大伯孙津川，先是随家人逃难来到南京，在厂里做工。爷爷去世后，为了承担养家的重担，17岁的孙津川来到上海做工。“在上海，大伯目睹了资本家纸醉金迷和被剥削的工人，这种现象让大伯感到不满，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时，孙津川遇到了共产党人彭干臣，这让他极受启发：工农大众要翻身解放，必须坚决跟共产党走。

由于大伯孙津川在工人运动中的积极表现，1925年8月，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工人运动中大放异彩。直到牺牲前，孙津川依然忠诚于党的事业——1928年10月6日，孙津川告别难友一路高喊：“杀了我一个，还有十个，杀了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当天，孙津川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就像那张藏在箱子里的照片一样。奶奶的那份思念也珍藏了许久，南京解放的那个清晨，她带着我在中华门外迎接解放军进城时，她不断地告诉我，津川的战友回来了。”南京解放后，这张照片被赠予雨花台烈士陵园展出，这也是至今最为人所熟知的孙津川形象。

传承“忠诚、勤奋”红色基因：一生守候雨花台不曾离开

孙以智告诉记者，大伯行刑前，奶奶带了几个梨去看大伯。大伯告诉奶奶，“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吃了一半梨，将另一半还给自己母亲，梨肉上有孙津川用指甲刻出的五角星，“这是大伯视死如归的象征，奶奶把这半个梨贴在心口，说这半个梨是后半生的一种寄托。”

这个梨的故事，也体现了孙家“忠诚、勤奋”的四字家训。孙以智进一步解释，所谓“忠诚”，就是要求对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忠诚，确定了理想就要坚持到底、勇往直前、绝不放弃，要为事业奋斗终生。家训中提到“勤奋”，是因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并不会一帆风顺，会面临很多曲折，这就要靠自己的勤奋去争取进步。

1980年起，孙以智担任南京雨花台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向孩子们讲述大伯孙津川和其他雨花英烈的故事，一直讲到今天。“雨花台有200多个烈士，每一个烈士都有自己的精彩人生，大伯的一生至今影响着我。他们每个人的故事是很好的教材，让这些孩子们在书本之外获得更多的成长。”孙以智告诉记者，学校里现在有孙津川中队，何宝珍中队，邓中夏中队，恽代英中队等，成立这些中队就是希望孩子们在这些烈士的鼓舞下，从小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40多年岁月，13届学生，孙以智陪伴了500多个孩子成长、毕业。在这份漫长的陪伴中，孙以智说，最感动的就是孩子们的一封封回信、一个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无论身处天涯海角，都没有忘记少年时代的母校，忘记自己的家乡。”与记忆中故乡同样不变的是即使已从孙阿姨变成了孙奶奶，孙以智一直住在雨花台北门的小区里，电话也从未改变，就是希望“孩子们回来的时候能够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