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7月1日出发，一份报纸，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始终与党同心、与职工同频、与时代同行，穿越了整整70个年头，默默诉说着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她是新中国第一张工人报纸，是新时期上海最早改版的日报之一。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历史的记录者。

70年砥砺奋进，从“铅与火”的淬炼、“光与电”的闪耀，到“数与网”的交会，一代代劳动报人沿着一条光荣之路铿锵前行，书写下一篇篇属于劳动者的灿烂华章。

70年春华秋实，在神州大地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劳动报》也以青春的面庞和蓬勃的活力，迎来了创刊70周年纪念日。

这张与共和国同龄的报纸，如今正以一个勇立互联网时代潮头的新型全媒体姿态，向着自己的新目标迈出坚定的步伐。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历史的长河见证了劳动报中流击水的创新激情，也映照出劳动报人70年矢志不渝的初心与使命。

与共和国同生同行

时光倒回70年前，1949年7月1日，在手摇印刷机隆隆响了一夜后，《劳动报》创刊号出版。从那一刻起，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报纸。我们不会忘记，那一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外的外滩马路上沸腾的场面：红旗如林，人山人海，工人群众欢快地扭着秧歌，打着腰鼓……

对很多老报人而言，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他们中有以柯蓝和王文秋为代表的解放区同志，有以纪康和黄履冰、赵自、唐铁海为代表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有以姜沛南、任凯原、戈风为代表的丹阳报社的同志。

据《劳动报》第一任总编辑柯蓝回忆，1949年春天，他被中央组织部派来上海工作，途经山东滕县时小腿骨折，在济南养伤期间，躺在病床上的他为了总结在延安边区办群众报纸多年的工作，写了一本六万字的小册子《怎样编写通俗报刊》。谁也不曾料到，正是这本小册子，成就了柯蓝与《劳动报》的不解之缘。

当时，华东局宣传部舒同和冯定两位部长看到柯蓝写的那本小册子后，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办一张专业性工人报纸，希望他去负责创办。“我知道这是上海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要在上海巩固胜利，除了依靠我们的党政军力量，还必须依赖上海100万工人群众。”柯蓝回忆说。

他还清晰地记得，这张工人报纸是由陈毅定名为《劳动报》的。“记得我搬进总工会大楼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同志和上海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纪康同志邀我一起到中共华东局去。先由刘长胜同志讲办报的事。陈毅同志说，这张报就叫‘劳动报’吧！刘长胜同志问：‘要不要叫上海劳动报？’‘不要啦！就叫劳动报！’陈毅同志快人快语，大家也都笑着点头同意，因为知道这张报纸要向全国发行，在全国和海外都有影响。”

在柯蓝的印象中，陈毅同志学识渊博，说起话来海阔天空却又句句落在实处。“你们的报纸要成为桥梁，沟通上海工人和我们党、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要代表上海工人的利益讲话，要把工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这关系不容易沟通，这利益也不容易结合。就看你们有没有本领。”

的确，在那个年代，配备一个懂新闻业务的报社班子确实不容易。不过，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最终还是把丹阳报社的一个班子调来了，又把原地下搞“文萃”刊物发行的七八个人调来，并接收了一个印刷厂专门承印《劳动报》。

与劳动者休戚与共

市总三楼靠北边有一间办公室，这里是《劳动报》孕育的地方。当时任市总文教部长的纪康以及罗志、季梅先和调来参加办报的赵自、沈凡等，曾在这里商量筹备工作。当年参加《劳动报》创刊工作的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大家每天早上吃大饼油条，中饭晚饭在总工会食堂吃红米饭、一碟小菜或是领一角钱到街头去吃碗阳春面。不叫苦不叫累，就是埋头办报。

可是，工人的报纸到底该办成啥样？据老报人回忆，当时，刘长胜提出要“办得贴近工人群众，让他们看得懂”，要“识字的能读，不识字的能听得懂”。因此，报纸的编写、编排都要适合这个要求。

而自从上海要办一张工人报纸的消息传开后，最高兴的还是一线的普通工人们，因此，他们也纷纷献言献策。来信的职工很多，毛纺厂的女工、铁路职工、电车公司的卖票员……其中，有为报纸提希望的：“我们铁路里有个道班工人，只有几年就变成了出色的职工抢修工程队长，像这种劳动英雄，《劳动报》要多表扬”，“希望《劳动报》能为我们工人说话”，“希望关于工人改进技术的文章要多登点，文章要短，还要多登点工友写的文章”。

当然，也有迫不及待要参与投稿的：“我们除了努力增加生产外，还需要提高文化教育，我们劳动兄弟姐妹不要怕难为情，把自己的意见和生活写了寄去”,“《劳动报》要成为工友们日常的识字课本，使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一个个发自肺腑的声音，传达出对《劳动报》由衷的期待。

1949年7月1日凌晨3时，万众期待的第一张《劳动报》诞生了。第一任总编辑柯蓝任职时间很短，第二任总编辑兼社长秦加林，同时也是华办秘书长，是资深报人。后来，由于他任务太过繁重，华东局将《苏南日报》副总编辑马达从苏南调来上海，担任了《劳动报》第三任总编辑。

与时代同频共振

据马达回忆，《劳动报》诞生后发展很快，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报纸发行量也位于上海各报的前列。同时，报纸非常注意培养工人通讯员、工人记者、工人作家，这既是报纸的一大特色，也是《劳动报》在历史上做出的一个贡献。

当时在《劳动报》的记者队伍里，有纺织厂保全工沈家勤、挡车工孟凡夏、钢铁厂轧钢工胡万春、机械厂车工费礼文。这些工人记者表现出很大活力，他们熟悉工厂，了解工人群众的喜怒哀乐，写出来的东西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同时，这些工人也在《劳动报》不断锻炼成长，“如胡万春刚来《劳动报》时只能写两三百字的新闻，后来成为写出十几万字小说的作家了。”马达说。

70年的光辉历程，一代又一代劳动报人薪火相传，始终坚持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活”的办报方针，挖掘了无数基层好故事，奏响了一曲职工群众的时代最强音。如今创刊70年，《劳动报》逐渐成为了一张成熟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三个面向”的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记者要“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扎根基层”的期望依然一脉相承。

当年，工人中文盲、半文盲多，《劳动报》力求让读者能读、能听懂。那时几乎所有工厂都有读报小组，在车间、工地，工人都读《劳动报》，读报形成了一种好风气。同时，一代代劳动报人深耕在工人群众这条战线上，了解他们在平凡劳动中每日每时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及其先进思想、先进事迹。

那时，许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都是由《劳动报》率先报道，例如‘钻头大王’倪志福，‘切削能手’盛利，技术员王林鹤试验371次制成高压电桥等等。这些先进事迹在报纸发表后，在全市工人中引起热烈讨论，也让广大读者和《劳动报》更加亲密。

以笔为犁千秋业，只在承前启后中。如今，历经70载的《劳动报》，物质技术条件飞速提升，报纸信息量大幅增加，但不变的是，仍然坚持着面向群众、深入基层的报道初心。一篇篇独家新闻、维权专刊的报道，都是来自职工们的生活。这些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这份与共和国同龄的报纸始终走在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70年流金岁月已逝，劳动报不仅没有老去，反而迎来了更加蓬勃的青春活力。直面时代的变迁和新媒体的挑战，《劳动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媒体理念为指引，加快融合步伐，由过去的一张报纸，发展成了文图音视交相辉映、报网端微百花齐放的全媒体形态。

一代代年轻的劳动报人加入进来，在笔端，在键盘前，每天每天讲述着一个崭新的上海，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并且始终与这片热土休戚与共。在他们身前，是新闻人始终坚守的理想信念；在他们背后，是无数老报人矢志不渝的不变初心。

为劳动者发声，为工人群众发声，报业七十，一纸守望，初心不改，情怀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