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喧闹的永康路，拐进嘉善路兴顺东里的静谧弄堂，这里几乎没有游人驻足，只有门口的纪念牌透露出，这里曾是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在上海，现存的3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均藏在居民区中，如它们当年一样隐蔽。在新四军最艰难的时刻，一批批抗日志士和物资从这里出发，冲破敌人的哨卡，跨过烽火和硝烟，前往根据地。

“孤岛”里“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上海周边是新四军坚持抗战的重要区域。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以中共江苏省委为代表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发挥上海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1937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兼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在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进行公开活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淞沪会战后，上海沦为“孤岛”，办事处转入半公开和地下活动，并迁往今淡水路192号。在这里，上海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动员，迅速成立慰问团、救护队、运输队等救亡团体，配合新四军的抗战工作，直至1939年底奉命撤销。

位于延安中路多福里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兼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劳动报记者于玘珺 摄影

时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回忆：为了解决根据地的军工和民用生产需要，上海地下党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动员了纺织、面粉、日用工业品、卷烟、医药、印刷，直到修造枪炮等行业的各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

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的100余名队员，是最早一批奔赴新四军抗战一线的上海队伍。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带着25辆汽车救治伤员、运输物资，一部分人在军部附近办起了战地工业服务社，开办印刷厂，印制急需的军用地图和进步书籍。

这段艰难岁月里，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与上海进步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密切配合，不断为抗日根据地“雪中送炭”，为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方勤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工人租设备“闯”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一批新四军战士辗转来到上海。1941年3月，新四军再次秘密设立上海办事处，负责交通工作，输送各类人员赴华中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决定重建自己的兵工厂，需要大量懂机械制造的技术工人。“兵工泰斗”刘鼎回忆，八路军军工创立时人才济济，不仅有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电机、动力等专业的大学生，甚至还有留学生，新四军军工却是人才奇缺。

上海民族工业起步较早，工业基础较好。于是，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给来信，请求上海大力支援新四军的军工生产。

上海工人的到来，让六师军工生产从“白手起家”逐步走向正轨。原上海法商电车公司技工黄福林与堂兄黄妙根刚来到修械所时，现场只有炉子、风箱和几台小台钳，难以开展生产。于是又回到上海，租用了一批设备，秘密送往根据地。后来，黄妙根等人还用从上海买来的大口径无缝钢管，加工成榴弹筒，改装迫击炮底座提高射程和命中率，保障了部队的作战物资供给。

不到两年的时间，办事处输送了大约1700人到华中根据地，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并配合根据地秘密采购和运输钻床、无缝钢管、炸药磺等军工原料，以代运货物为掩护，将机器拆开来，藏在粪船、水舱里运出。

史海钩沉，可以找到当时奔赴新四军六师兵工厂的部分工人的名字，看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黄福林在丹阳地区反扫荡中，为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女党员朱永理，因制造火药失事牺牲；姚福根在拆取旧雷管中的雷汞时，因爆炸双目失明；华人根实验手榴弹时左手炸残……他们大多在20岁上下，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用技艺与生命筑起“钢铁防线”

为新四军输送超2万名人才

无论是早期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还是后来的新四军办事处，存续时间都只有两年左右，工作人员完成使命后也奔赴下一个战场，但上海对新四军的支援延续了整个抗战时期。

还有许多上海工人受到感召，自发前往根据地。1943年，上海造船厂的钻床工人朱荣生先动员独子朱金山投身军工生产，后又动员七八十名工人前往苏中、苏北的兵工厂，并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路费。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支援新四军的各类人才不下2万人。仅百货业职工中参加新四军的就有中共党员200余人、进步职工400多人；印刷系统有100多名中共党员、10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奔赴根据地。

从当年工人师傅拿着锤头扳手支援军工生产，到新时代上海工匠在“大国重器”制造现场、在科技创新前沿勇担使命，这座城市始终以“实干”回应时代召唤。

头图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劳动报记者于玘珺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