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劳动者和企业是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两大主体。如何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构建和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激发产业工人和企业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积极投身技能形成活动，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时代命题。

技能形成体系是国家协调社会各部门、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达成社会合作的方式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在制度层上，它是关于技能如何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技能投资分担制度、培训内容供应制度、培训过程控制制度、培训质量控制制度、培训效果评估制度、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六大制度；而在机制层上，它是以上制度安排何以能够建立的底层逻辑，包括了利益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可信承诺机制，以及协同治理机制四大机制。制度层是机制层的外在表现，而机制层则是深度嵌入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

从个体视角看，决定劳动者和企业是否参与技能形成活动取决于三大因素，分别是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匹配效率。其中，参与意愿由预期的收益、成本、风险的评估，以及自身的偏好决定，同时还要受主体对宏观环境、技能形成制度、技能市场供求的认知影响；参与能力由劳动者和企业各自面临的资源约束决定；在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都具备的前提下，还需要劳动者和企业实现成功匹配，培训活动才能真正启动。数字化转型则以外生冲击的方式，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匹配效率以及技能形成的过程，从正反两方面对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产生影响。

德国的技能形成体系体现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制度层上表现为学徒、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的技能投资制度、企业和学校各司其职的培训内容供应制度、完整全面的培训过程控制制度、统一标准、多元共治的培训质量控制制度、严谨规范的培训效果评估制度，以及全国通行的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在机制层上表现为学徒接受较低报酬、换取较高质量培训的利益协调机制、在职业教育中企业负主责、政府提供辅助的责任分担机制、建立在主体行为自律和全国统筹之上的可信承诺机制，以及政府、行业和工会三方协商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机制。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冲击，如降低产业工人参与动机、减弱产业工人和企业的参与能力、加剧技能形成的错配，以及降低技能形成过程的完成率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一方面是通过推出新的培训职业和加快培训内容更新、加强企业和学校的培训能力建设、持续发布高质量的决策信息等方式，在不改变现行技能形成体系底层机制层的前提下，以自我调整的方式进行内生性的应对，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调整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深化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融合等方式，外生性地适应宏观系统在数字化转型冲击下的需要。

德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在数字化转型下的应对经验也对我国构建和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参考。一是重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机制层逻辑，注重可信承诺机制等底层逻辑的构建，避免在制度层简单模仿，同时重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能形成体系的自我调整和灵活适应机制建设。二是强化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推进教育和产业的双向亲和，协同发力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技能培训需求，增强它们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参与技能形成活动的能力。四是不断夯实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衔接，通过完善“学分银行”等手段，构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特别要重视加强数字技能的培养，避免数字化转型对弱势群体构成“数字鸿沟”。五是强化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法律保障，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持续为构建和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