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化逆转、国际局势动荡，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国内双循环），对中国工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工会必须适应国际领域劳动关系的结构性变动，遵循国际劳工规则，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并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国际上的国家利益至上与贸易保守主义，国际资本逐渐回流到本国，引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第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底层白人与华尔街资本家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导致美国群体极化与社会分裂，美国阶级力量发生变化，欧洲政治极端右倾，导致劳动运动的再起。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失业人口增多、劳动产业规模缩小等问题，国际劳工问题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会影响中国的工会发展。

其次，中国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带来跨国劳动关系与国际劳工标准的挑战。应当看到，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做大蛋糕”的经济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尤其是我们招商引资而来的跨国企业的国际劳工标准实践会与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与招商引资战略形成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这些冲突会加大中国工会的工作难度。

再次，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推行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也会面临国际劳工标准以及如何与在地国劳动关系协调的问题。国际劳工标准的认知度与操作性成为中国企业有待建设的重要建设内容之一。而且，“一带一路”国家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决定了国家的干预主义战略，这一战略也将挑战中国企业的国际劳动协调能力。

最后，中国的劳动移民尤其是国际劳动移民越来越多，如何处理移民劳工对中国的感知以及在劳动关系冲突中的协调解决，是中国尤其是工会应当关注的问题。其一，在法律层面，劳动移民不仅要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规章制度，还应该融入中国的劳工环境和规约协议中。其二，企业应该奉行和发展面对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加深对于海外国家劳工政策的学习，建立更加完善的劳工争议解决协调机制，不拘泥于本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和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全球融入的加深及区域合作协议的签署，我国劳工标准、劳工保护等领域的对接开放摆上重要日程，并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其一，在法律体系层面，中国对于劳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已有较多，在劳工立法层面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劳工政策方面也有相应的突破，其二，在制定劳工保护议题范围层面，我国在国内劳工标准制定层面有步骤地学习和对接国际劳工标准的优质内容，不断提高更高水平的劳工政策的供给能力。其三，在劳工政策实践层面，我国劳工协调机制、纠纷解决机制等正逐步健全和完善。其四，在后疫情时代与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亚太区域的国家以区域合作为主线，为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进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了有益尝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