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往往是祖辈与年轻父母共同育儿，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本文通过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新移民家庭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年轻父母一代在与老人同居共同育儿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研究对象：“新一线城市”中的“农二代”新移民

本文所访谈的家庭都是城市新移民，来源省份不尽相同。10位祖代中有8位是“50后”、2位是“60后”，祖代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极少数为高中文凭，以农业或个体经营为主要职业。父代则以“80后”为主，另有一位“90后”，在城市中多为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中层职员，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被访家庭的第三代在访谈时都是学龄前儿童。

本研究中的“农一代”通常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扩招，使“农二代”中部分“80后”和“90后”获得了通过职业市场进城安家落户的机会。这一特殊的家庭经历使得“农二代”城市家庭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客观上“农二代”要实现从农村移居城市，极为依赖“农一代”的积累和支持；二是子代成功的流动经验使两代人都默许子代掌握育儿的话语权；三是在托育制度支撑不足的情况下，“中间一代”作为双职工无法独立育儿，祖代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家乡的生活进入城市核心家庭。从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相处时间来说，祖代陪伴儿童的时间不亚于父母。因此，祖代事实上在儿童抚育的过程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言传身教的角色。

冲突下的“显性断裂”

研究指出，年轻父母一代在育儿中，普遍处于现代科学育儿观的指引、规划和省思之下，有意识地依据“个体”伦理育儿，刻意避免以父母养育自己的经验再去养育第三代，甚至表现为对于“惯习”的刻意抵抗。研究将这种抚育观念的鲜明代际差异称为“显性断裂”。

年轻父母依据“平等”“科学”“自主”的新观念来构造新的家庭育儿理想。家庭关系中平等要取代权威，共情要取代服从，尊重要取代戏谑，自由要取代束缚。

比如，在访谈对象豪豪家发生过围绕“要不要在父母上班前把孩子叫醒”的冲突。因为豪豪爸爸小时候睡醒后发现家里没有人，家里大人都下地去干活去了，感到极度不安。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感受，因此豪豪爸爸希望每次上班前都把小孩叫醒，避免小孩醒来后看不到爸爸妈妈会难过。

研究指出，从表现上看，矛盾体现为“要不要叫醒孩子”的分歧，但年轻父母会投射自己小时候的记忆，现在所采取的养育措施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反抗”的色彩。豪豪爸妈表现出意见主导的特点，特别是要把孩子叫醒才去上班的做法，在一般人看来未免教条。但结合豪豪爸爸的回忆和豪豪妈妈对于亲子“平等”的看法，抽象观念的主导性与他们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否定有关，希望在当下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纠正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错误”。这种反思与否定，在访问的很多“农二代”家庭中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

祖代权威的消解与适应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显性断裂”构成了细密的张力来源。化解张力往往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消解祖代权威。这既可能是通过剧烈冲突的形式，也可能是通过更为平缓隐匿的形式。

祖代实际上也充分洞察到了自己在知识和权力上的边缘位置。不同家庭中的祖代也会采取不同的适应性策略。比如默认、学习、不认可和自嘲等。

年轻父母一代在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反思中，循着以培养“现代个体”为中心的教养模式，精心为儿童准备了一套现代个体主义的技能和观念体系，以帮助孩子适应现代社会。这套体系在观念上体现为科学、物权、自我、自主、消费等要素的结合；在组织方式上体现为对市场教育机构、同辈群体和核心家庭亲密关系的高度依赖。对孩子的塑造，为年轻父母提供了一次“理想自我”的演练机会。父代怀着“现代个体”的理想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亦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延续或深化人格自主的成长理想。这事实上意味着，在更切近于农业文明的“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父代试图使自己和孩子摆脱传统世系意识，这既造成了抚育观念上的“显性断裂”，也指示着两代人在快速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所体会到的切肤之痛。今天年轻一代所觉察到的“做父母难”或许也在于，需以每一日的生活实践化解时代变迁造就的压力。

磨合中的“隐性承袭”

研究指出，年轻父母这一代在代际共育初期出于个体伦理意识而发起自我革命，但另一方面在代际“磨合”中，中间一代会反思或非反思性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意识，在调适中重新安顿生活。研究概括出三类典型家庭状态：当中间一代能够在基于“个体”的反思中增加对“一体”的体认感，“显性断裂”就能够得到弥合，“一体”也能得到真正的激活；当中间一代能够运用“一体”给“个体”以空间，“显性断裂”也可以在家庭生活中被合理化；当中间一代无法恰当协调，“一体”和“个体”则会成为撕裂家庭的两种对立力量。

比如，访谈对象豪豪妈妈认为，在共育的两年间自己经历了“刚开始是对抗、消极对抗、冷战，后来觉得不是很大的事，不用计较”的过程。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一是年轻父母一代意识到照顾孩子首先是自己的责任，即认识到自己在“亲子一体”中的首要位置，但由于自己对个体事业的追求不能完全承担育儿责任。第二是认识到“小家庭”的运营离不开老人的“帮忙”，即意识到自己和小家庭事实上不可能按照“个体主义”的方式运行，自己的个体追求以老人的付出为基础，基于对“观念应用”和“生活根本基础”差异的认识，才转而觉得教养脚本的差异“不是什么大事”。第三，体会到老人的辛苦，进而产生感激之情并体谅祖代的处境，也意识到需要尊重祖代的“个体”意识，祖代也有“不想在城市生活想老回家”的选择权利，但他们恰恰放弃了个人权利。

在访谈中，也有家庭在不断调停矛盾中“各退一步”。 “不撕破脸”与“情的感通”固然存在距离，但是以对方的“亲子一体”为重这一基本的伦理认识，为缓和家庭矛盾留下了空间和弹性。但也有家庭在磨合中产生了 “一体”与“个体”的裂解。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研究访谈的大部分家庭里，冲突和深层撕裂关系往往集中体现在祖辈和妈妈身上，或许，这一现象表明现代化进程和观念冲突的激烈化恰恰将女性推到了社会张力和家庭张力的交汇点。

代际共育冲突下，避免强化教育、成长焦虑

研究指出，无论对于祖代还是父代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养育身心健康的第三代。这正是祖父母和年轻父母都挂在嘴边的那句“都是为了孩子”的实质意义。因此，父代培养“现代个体”的抚育观念虽然与祖代存在“显性断裂”，两代人仍可能通过基于亲子一体的共同意识弥合断裂，达成理解。这说明，深层的亲子一体意识仍然支撑着农业家庭持续的现代化，体现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伦理深沉的支持力量。

研究还提醒，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尽管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父母期望用西方个体主义的育儿观念与技术来育儿，但是新观念作用于儿童的过程，仍然潜在地受到“亲子一体”图式的影响与支持。“亲子一体”仍然是农业新移民家庭生活中的扳道工，决定了这个家庭所吸纳的各种育儿观念的真正走向。比如，年轻一代的幼儿抚育观念已转为追求“放养”“自由”的快乐教育法则，且受到商业化浪潮的推动。然而，一旦进入高度竞争性的学校教育阶段，就可能迅速转变为“密集母职”下的高强度“鸡娃”模式。当一体的心理动力与个体的育儿技术同时指向儿童而不是指向为人父母者的“克己”，儿童可能会陷入真正的矛盾感情之中。

（本文来自《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纪莺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阮文雅 郭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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