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话题持续升温。从早年“史上最难就业季”的焦虑，到如今“慢就业”“不就业”现象渐成趋势。与此同时，职业选择呈现“极冷极热”态势——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新兴技术产业、低空经济及部分传统技术领域呈现出需求爆发与供给短缺的失衡。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供需错配，实际上却折射出当代大学生职业选择从“多元探索”异化为“单向奔赴”。

现实之困：当前的突出问题

随着高校毕业生总量不断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就业矛盾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无论是毕业生还是在校生普遍感到就业形势有较大压力；另一方面，不少学生虽有就业意愿，却陷入“高端岗位无法胜任、基础岗位不愿屈就”的“夹心层”困境，主观“想就业”与客观“未落实”形成鲜明反差。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现实之困的交织。

职业认知的片面化与刻板化。许多学生对职业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白领崇拜”“金领想象”的层面，将职业价值简单等同于社会地位、薪酬待遇与工作环境，忽视了每种职业背后的社会贡献与成长空间。不少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对职业世界的深度探索，“对目标行业了解仅限于招聘网站描述”。例如：对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的认知多源于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信息，缺乏对技术迭代速度、行业生命周期的深度理解。职业认知的窄化和表面化，导致学生在选择时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形成“极冷极热”的就业格局。

自我认知的模糊与被动。不少大学生在专业选择时便缺乏自主性，或受家长主导，或随社会热点盲从，导致“学非所爱、学非所用”。进入大学后，又因缺乏系统的生涯教育，难以清晰回答“我是谁”“我适合什么”“我能做什么”等根本问题。同时，社交媒体放大了“同龄人压力”：当朋友圈充斥着“大厂offer”“体制内上岸”的炫耀帖，部分学生陷入“为比较而规划”的误区，他们在面对职业选择时极易陷入焦虑或盲目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执著上岸”的群体性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科技迅猛发展，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大学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呈现出一定滞后性的特点。许多学生在大学期间缺乏职业探索实践，课程设置与职业需求脱节，导致“学涯”未能有效关联“职涯”。尽管当前各个高校普遍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和丰富多样的生涯教育活动，但就业育人的实效性仍待提升。同时，在学生的“学涯”与“职涯”选择中，家庭层面的规划支持存在“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部分家长过度干预，强制子女选择“稳定岗位”；另一些家长则完全放手，导致学生缺乏基本职业认知。这种生涯教育的不充分、不平衡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多方拉扯”，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生涯困惑与现实焦虑。

价值之思：规划的多维意义

面对上述困境，我们亟需超越“落实率”的表层指标，回归生涯规划的本质——帮助个体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坐标。生涯规划不仅是“找一份工作”，更是“过一种人生”。

工作是拓展生命可能性的载体。工作为个体提供了与社会连接的通道，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得认可、实现成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所言：“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在平凡岗位上履职尽责，本身就是一种不凡。

工作是丰富生命多样性的路径。在“斜杠青年”“零工经济”“数字游民”兴起的今天，职业形态日益多元。大学生不应被“一份工作定终身”的传统观念束缚，而应通过实习、项目、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尝试不同角色，在实践中发现兴趣、拓展能力。不少高校设置了覆盖全部人群，各个学段的生涯教育体系，就是要充分发挥就业育人的本质功能，就业与职业发展问题并不是“毕业在即的最后晚餐”，恰恰是“大学入门的第一课”。

工作是应对生命多变性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职业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终身学习成为必然。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既威胁部分传统岗位，也催生大量新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培养“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能力——通过持续学习、灵活调整、主动适应，构建抗风险的职业韧性。

路径之策：协同的多方助力

破解生涯规划困境，不能依赖单一主体，而需构建“学生—高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生态系统。

学生是生涯规划的主体，必须从“被规划”转向“自规划”。对于学生本人而言，应尽早树立起“为自己人生负责的意识”。同学们要把大学作为最终走向社会的桥梁，做好从“校园人”向“社会人”的成长。通过实习、访谈、职业体验等方式，走出校园，走进真实职场，打破对职业的“想象滤镜”；建立“计划—行动—反馈—再计划”的生涯规划逻辑，在循环往复中不断澄清和靠近自己的“职业目标”；勇于接受选择的挑战和失败的历练，在不断“试错”中走向“成熟”。

高校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要进一步升级育人模式，从“标准输出”到“精准供给”。高校应加强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胜任教育”的三维课程体系；从学生入学起就将生涯规划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帮助学生从“为什么学”出发，制定学涯与职涯的整合计划；建立就业育人与人才培养各环节有机联动的体系，“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培养适应未来和国家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通过校企合作、行业参访、岗位模拟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对职业的具象认知，避免“纸上谈兵”。

家庭是影响学生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家长要走出“过渡干预”的盲目控制。当前，部分家长仍以“精英教育”标准衡量普及化时代的毕业生，或以“不差钱”为由纵容子女“啃老备考”。作为家长一方面要有清晰的自我觉察，避免将自己的职业期待强加于子女，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引导子女理解工作的社会价值与成长意义，而非仅关注薪酬与地位。

最后，社会层面对于在校生生涯规划与职业选择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业市场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个体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双向校准过程。社会作为宏观环境的塑造者，需要在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择业观方面发挥积极正向作用。社会层面应大力弘扬“职业无贵贱，岗位皆可为”的价值观；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价值引导—政策激励—发展保障”的闭环。例如，对到中西部、基层、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在薪酬待遇、职称评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支持；对投身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国家战略领域的青年人才，提供创业扶持、科研经费、职业发展通道等长期保障。

当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升级重塑职业版图，生涯规划的价值已超越“找一份工作”的功利诉求，成为个体应对不确定性的战略能力。这需要学生以“终身学习”的姿态持续探索，需要高校以“教育初心”重构育人体系，需要家庭以“理性包容”营造支持环境。唯有如此，方能在“极冷极热”的职业选择中走出“价值理性”之路，让每个青年都能在职业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作者：同济大学新生院党委副书记方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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