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李克强总理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作出批示时指出，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

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问题，劳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匡瑛教授。

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4年，在多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实践基础上，政府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2017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意见”）；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系列举措标志产教融合2.0时代到来，开始作为国家制度存在，校企合作开始由多部委协同推进。

匡教授指出，事实上，职教领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实践可追溯到职业教育早期，两者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历程。这种倡导和实践源于教育内部，高职院校纷纷摸索实践，总以“一头热、一头冷”为难以实施的解释。

现在的产教融合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驱动力，形成“政府宏观统筹，企业学校共为主体，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发展格局，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要求全方位融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部署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入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匡教授表示，产教融合不仅可以解决教育内部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更可以对“技术立国”进行价值引领。

产教融合需要校企双方相向而行

产教融合需要校企双方相向而行。匡教授指出，院校与行业企业间合作由来已久，经历了从个体层面到组织层面再到系统层面的蜕变。

她指出，产教融合有三种模式。个人层面的合作模式考验的是职校领导。“他可能和某个企业领导熟，靠的是口协议，私人交情。这种合作可深可浅，并不稳定。其持续的时间依据私交情况而定，合作效果好，但是抗风险能力很弱。”

还有一种组织层面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有专项资助、优惠政策等，但是合作比较浅，也不稳定，要依据受惠时间而定，抗风险能力较弱，合作效果也参差不齐。

最理想状态下的合作则是系统层面的合作，通过法律制度等层面，进行稳定长期的合作。

可以建立第三方平台服务校企双方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就像相亲谈恋爱，要找到最匹配的对方，就需要有个专业的红娘。”匡教授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目前，在国外的职业教育领域，已经有了非常专业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第三方服务平台，来为企业和学校匹配可以深度合作的项目。”匡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模式就避免了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企业，企业也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双方可以就自己的诉求，通过平台进行合作。

产业界和教育界在目标导向、利益诉求、文化价值、操作系统等多方面都有差异性，有些方面格格不入直接导致双方融合难以跨越障碍。从差异中不难发现，产与教之间要实现融合，需要双方均走出舒适区，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从区域层面做出规划。

双向融合并不代表完全一致，双方使命和特点决定了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一致，融合指向的应该是协同。因此，要适当引入协作型协调主义治理方式，促进跨越政府、市场和高校三部门合作，实现高校与企业的长期、多样化和稳定发展。

（匡瑛：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院校德育，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场所学习，创新创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