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平台、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发展，新的灵活就业规模还会越来越大。新的灵活就业将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从工业经济转向数字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就业长期趋势。

对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低技能人员，政府应实时对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综合素质，使其拥有一技之长。这是使灵活就业人员稳定获得劳动收入的重要前提。

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升，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400-007-0074，这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电话。

在来电咨询中，感触最深的是求助者的无力，而这种无力对面的，则是公司的傲慢——内部选择回避，对外甚至不出庭。

即便是在一些胜诉的案件里，2000元的赔偿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力度极小的惩罚。

这种无力感，在外人看来或许常被简化为对结果的失落。但实际上，对每个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而言，在前后每一个过程当中，都要付出巨大的情感牺牲，这是不了解案情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

不管是怀孕歧视还是性骚扰，真的走向法律途径，那就是和公司到了鱼死网破的境地。

然而，员工和公司之间常常不只是毫无感情的雇佣关系，在前来咨询的求助者中，很多人对公司里的人事物都充满感情，因此在被区别对待时，才会伤得更重。

变相辞退、孤立刁难孕妇，逼着你走，这在情感上是非常折磨的一件事。

——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发起人郭晶

200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

职场性侵犯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压力。

虽然女性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在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站在维权道路上的女性，总是显得孤立无援。

维权这条路上，从报案、立案、取证，再到胜诉、获得赔偿，每一步都很困难。

即使是通过重重阻碍，案件胜诉，但要让被害人获得足够的赔偿也很难。

2010年，我们代理在深圳三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的案件，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苏三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只获得的赔偿，只有4000多元。

目前给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是在2000到3000元之间。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