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聊一波》节目中，主持人王波明问起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回答：“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片段传开后，“何不食肉糜”的批评声迅速淹没了讨论。可如果把视线从一句话上挪开，会发现这场争议背后，有着值得关注的真问题。

观点一

“灵活就业”不是一箩筐

争议的起点，其实藏在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词里——“灵活就业”。人社部测算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报告则测算，2025年这一群体达到2.8亿人，2026年或将增至3.2亿。数字庞大，但这2亿多人的处境，不尽相同。

有人是主动选了这条路。比如技术过硬的电工、口碑好的月嫂、有创意的独立设计师，以及去年以来，火热的“一人公司”创业形态。上海临港新片区2025年8月推出“超级个体288行动”，打造“零界魔方”OPC社区，截至2026年6月已吸引超180个创业项目入驻。对这些从业者来说，不用打卡、自己说了算，灵活确实是一种选择权。

但更多人的“灵活”，是没得选。找不到稳定工作，只能去跑外卖、开网约车、打零工、做日结。今天有活，明天可能就闲在家里，没有底薪，没有社保，收入全看天气和订单量。把这两类群体塞进同一个概念里，再用前者的自由去解释后者的处境，自然会引起轩然大波。正如教育学者熊丙奇在评论中写道，灵活就业不能成为一个高度笼统的“箩筐”，什么都往里装。

观点二

专家话语应与普通人体感同频

张丹丹教授此次言论受到批评，究其原因，可能是她所说的这些经济学概念的词，与普通人的体感并未同频，这也折射出学者与公众之间一道不小的话语鸿沟。

在劳动经济学的学术语境中，“福利”（welfare）是一个中性的效用概念，指的是个体偏好满足的程度。张丹丹教授也许试图表达，灵活就业者以社保保障为代价换取了时间自主，这种“灵活”本身具有效用价值。但在大众语境中，“福利”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与制度关怀。

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经济学家在书斋里用“利弊权衡”“效用最大化”讨论问题，公众听到的却是在为保障缺失找理由。中间缺的，是一道“翻译”，公共表达里，学者需要把学术语言“翻译”成大众能听懂、能共情的语言。如果只是用学术概念覆盖个体的真实感受，再严谨的论证也容易被贴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教授本人并非对灵活就业者的困境漠不关心。她曾公开呼吁，针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群体，需要设计更加灵活的社保安排，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和就业状态制定差异化政策。她还建议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医疗、工伤等单项保险，而非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这些主张与她在节目中被截取的那句话，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观点三

与其争论“是不是福利”，不如补上保障短板

不过，比起反复追究一句话的对错，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如何让灵活就业从“无奈之举”变成“可选之项”？

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其中外卖骑手超1000万、网约车司机700余万、快递员约320万。对更多依赖平台接单的劳动者来说，保障短板才是真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制度正在跟进：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在全国推开，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各地也普遍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实施灵活的参保缴费方式。企业层面，京东2025年3月起率先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连个人应缴部分也由公司承担，每人每月平均缴纳约2000元，目前覆盖骑手已超15万人。

当参保不再有户籍门槛，当职业伤害有制度兜底，当平台合理分担责任，“灵活”才可能真正接近一种选择权，而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这或许才是张丹丹教授那句话真正应该引出的讨论方向。

头图来源：图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