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我们做的都是‘人+工具’的模式。AI来了之后，我在想，创新能不能来自于‘操作工具的人’也发生改变？”在模速空间的一人工位上，王喆向记者分享了他创业生涯的最新思考，这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背景、曾任特赞联合创始人的连续创业者，如今的身份是美国Sitesfy AI的创始人。

“以前，超级创业始终面临两座大山，一个是沟通成本，另一个是学习成本。”禺海数字科技创始人黄沙自2014年在纽约创业以来，长期聚焦跨界设计，历经十余载，他带领的这支团队仍保持着5人的精干编制。但不同的是，AI时代，这5个人的能量相当于大厂中的一个独立部门。

AI浪潮下，OPC（一人公司）与SE（超级创业者）两种新型创业形态悄然崛起。有人像王喆一样，以AI为“数字员工”搭建一人企业；有人如黄沙般，用AI赋能精干团队实现“一人顶百”。他们的实践，正揭开AI如何重构创业生产力的面纱。

AI为创意插上翅膀

超级工具赋能精锐团队

在上海的禺海数字科技办公室，创始人黄沙对AI的运用，像是一位指挥官为精锐部队配发了最先进的武器。

“以前，我们这样的超级团队面临两座大山：沟通成本和学习成本。”黄沙告诉记者。他的团队长期保持5人左右的精干编制，却同时操刀着如上海“ARK新金陵”AI智能交互建筑改造、省级电视台虚拟现实电影设计等大型项目。“这些工作在传统企业里，可能需要上百人。”

黄沙本人是典型的“跨界者”，而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复合型人才：前端工程师能直接与客户沟通需求，设计师同时掌握2D与3D技能。

AI的到来，极大地削平了创业的两座“大山”。“以前程序员要参数、设计师要美感，两拨人容易‘打架’。现在用AI助手，能一步步‘套’出各自的需求，快速达成共识。”黄沙介绍，团队使用的AI工具范围极广，从豆包、KIMI、ChatGPT等通用模型，到Midjourney、Sora等文生图视频模型，再到微软CoPilot等编程辅助工具，都在为他们赋能。

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以前做一组高质量的PPT可能要3天，现在30秒就能把素材‘喂’进AI生成的模板里，效率是指数级提升。”AI并没有取代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让每个人的产能从“顶一个10人团队”变得更高，使这个小团队得以承接更多、更复杂的项目，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快速落地。

在黄沙的模式里，AI是强大的效率倍增器，但项目的灵魂、创意的核心，仍然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

从“辅助”到“主角”

尝试让AI成为生产力主体

如果说黄沙代表了AI作为“超级工具”的当下，那么王喆的创业思路，则逼近了“一人成军”的终极形态：让AI从辅助走向前台，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主体。

“这不是冲动尝试，是看到了行业趋势。”王喆的创业轨迹，像是一部劳动力形态进化史。从美国首家公司做自由职业者数字化管理，到回国联合创立特赞搭建“人力+技术”服务体系，再到如今创办Sitesfy AI试水“纯AI供给”。王喆回忆，2022年ChatGPT发布后，美国新创公司规模持续收缩，2025年年中已出现5人撑起千万美金营收的案例，因此他相信：“极限就是一人，AI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的Sitesfy AI虽未正式官宣，却已实现盈利。打开后台，多个AI Agent正像分工明确的员工般忙碌：有的自动诊断中小企业网站问题，有的优化SEO内容，还有的监测竞争对手动态并调整推广策略。“全球20亿个网站里，75%以上都是‘休眠状态’，中小企业主不懂技术也没时间维护。”王喆说，他要让AI成为“不睡觉、不加薪的数字员工”，帮老板们守住线上阵地，自己则专注核心业务。

这背后是他提出的“主动式AI”（Proactive AI）理念。“现在的AI大多是反应式的，你给它指令它才动。我想让它变得更像推荐算法，能主动发现你都没意识到的问题，比如发现竞争对手在搞促销，然后自动建议并执行你网站上的相应调整。”他说。

“这跟自由职业者完全不同。”王喆强调，“自由职业者是把自己的单点能力嵌入别人的商业闭环。而做OPC，是用自己的核心能力设计一个商业闭环，其他环节用AI补齐。”他坦言，这是一种“信仰”和“尝试”，技术的最新进展，尤其是推理模型的出现，让他相信，AI模仿人、扮演一个能理解问题、操作工具的“员工”正成为可能。

殊途同归：核心能力与AI驾驭力是共同基石

尽管路径不同，但两位创业者都分享了“超级个体”成为可能的核心：极强的个人核心能力与对AI工具的深度驾驭。

黄沙团队的成功，建立在每个成员都是“产品经理和设计师”的复合能力上。AI工具降低了协作与学习成本，让这种“全栈”模式得以高效运转。王喆则认为，目前最适合做OPC的，一类是能力均衡、有资源经验的连续创业者；另一类则是天生对AI好奇、不设限的年轻人。“比较吃亏的，可能是在大厂习惯了固定分工的人，”他笑着说，“他们可能觉得‘跑商务流程不是我的活’。”

面对“依赖AI是否有风险”的疑问，两人的回答体现了实践者的冷静。

黄沙将AI定位为“赋能工具”，风险在于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创意同质化。因此，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在于“人”的审美与创意。“AI是翅膀，但飞向哪里，还是由我们的大脑决定。”

王喆则更直接地面对AI的“不确定性”。他通过工程化流程、多模型赛马和人工筛选来把控质量。“一件事AI做10次，可能一开始只有1次满意，现在能有5到7次。技术本身也在快速进步。”他的风险控制，更像一个产品经理对系统的迭代优化。

“超级个体”观点：可持续比规模更重要

谈及OPC的经营天花板，王喆的观点打破了“公司要做大”的固有认知：“不是所有公司都要追求规模，可持续才是核心。OPC天然成本低，更容易健康经营。”他观察到一个趋势：自ChatGPT发布后，美国新创公司的团队规模显著缩小。

“技术正在逼近一个人也能成事的临界点。”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目标是把Sitesfy AI做成“小而美”的企业，今年营收冲击几千万人民币，“用AI把成本压到最低，保持健康现金流，比盲目扩张更有意义”。目前，他已主攻北美市场，再通过本地渠道拓展日本、泰国等小语种市场，把中国的数字化营销优势输出到海外。

黄沙则计划维持5人团队规模，靠AI持续提升产能。“以前我们常因产能不足婉拒项目，现在AI能帮我们承接更多业务，同时保证质量。”他认为，超级个体的未来，是“人+AI”的深度融合，“不是取代人，而是让合适的人做更有价值的事”。

头图为王喆在模速空间的一人工位上办公，劳动报记者陈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