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记者见到生物医学前沿的“器官芯片”。这块巴掌大小的东西，可以模拟人体肺部的呼吸节律。而芯片内部布满微米级的细微流道，腔室之间由半透膜隔开，细胞在动态循环的培养液中生长，还原人体真实生理环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祎春，正是带领团队打磨这项前沿技术的科研骨干。

今年42岁的徐祎春，2010年入职上海生物芯片，历经三次岗位调整，从基因检测、技术服务，一步步走到类器官与器官芯片研发一线。

从实验室样品到中试产品，工艺攻坚是最难一关

很多人会把器官芯片理解为植入人体的电子芯片，其实二者完全不同。器官芯片是带有微流控通道的载体，搭配体外培育的类器官，搭建起模拟人体的微型生理系统。“传统新药研发大量依赖动物实验，物种差异常常造成动物身上有效的药物，在人体临床试验阶段失效。”并且，徐祎春说，器官芯片采用人类细胞构建模型，能够大幅降低研发成本，缩短试验周期，还能用于晚期肿瘤患者的个性化药敏测试，为临床寻药提供新路径。

“实验室阶段芯片良品率只有30%-40%，现在中试阶段，良品率稳定达到95%以上。”徐祎春介绍，气泡、胶水渗漏、表面抛光不平整，任何微小瑕疵都会让整套模型作废。实验室做研究，哪怕一百次实验失败九十九次，只要一次成功就有创新价值；但企业产业化，必须保证稳定可重复。同一个实验，需要不同操作人员独立重复三次，结果保持一致，才算真正成功。

为了攻克注塑、材料等工艺难题，她常年奔走在各地工厂。上海本地适配的精密加工厂不多，她和团队跑遍江苏数十家材料厂、注塑厂，甚至找到一家生产化妆品配件的企业，借助其高精度模具加工能力，完成芯片注塑成型。很多工厂原有加工思路和生物芯片的特殊要求不匹配，只能一点点磨合图纸，调整工艺。

印象最深的还有技术服务阶段的一次紧急任务，国外药厂客户次日就要出境，仪器突发故障，她和团队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赶完整套实验。在她看来，科研路上失败是常态，“细致耐心，越挫越勇，把失败当成常态，同时追求真实的数据，不能只看单次漂亮结果。”

一支跨学科女工团队，两代科研人接力创新

徐祎春带领的研发部门一共14人，团队成员大多三十多岁，女性居多，是全国工匠劳模创新工作室、上海市工匠创新工作室、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团队分成工艺、应用开发、生物标志物检测三个小组，不少人原本是生物医学背景，还要跨界自学机械制图、工学知识，主动向外请教工科专家。

团队里有两代科研人并肩作战。杨胜利院士很早就指引团队布局器官芯片赛道，行业前辈周佳菁，是国内最早做生物芯片的一批研究者，早年手工点制生物芯片。徐祎春刚入职做基因检测时，就跟着周佳菁学习，如今两人同在研发部，老一辈基本功扎实，年轻人想法活跃，互补协作。

除了器官芯片研发，团队业务覆盖面很广，还开展宠物基因检测，通过口腔上皮细胞样本检测宠物遗传病、用药敏感。同时他们还在推进科普工作，编写类器官科普书籍，走进中学开展科普课程，让前沿生命科学走进校园。

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上，徐祎春和团队还在继续打磨产品。器官芯片的临床转化仍处在探索阶段，药企大多持谨慎态度。但她相信，随着行业标准逐步完善，这项扎根上海的技术，终将为新药研发及肿瘤精准治疗打开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