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就指出，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达48.2%。

上海制造业曾经风光无比，进工厂企业是青年人就业的热门选择。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2017年的时候，这种“热门”已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2018年，现已病故的全国劳模李斌在一份书面建议中，发出了著名的“明天谁来当工人”的“李斌之问”，引发从国家到地方的全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之大改革！

7年过去了，上海的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在本市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采访调查中发现，制造型企业现有一线工人的技能、薪酬、政治待遇等各方面状况得到了全方位提高，发展势头正旺。然而，“后继无人”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生产一线正面临青年工人断层、留不下、技能跟不上等发展瓶颈。

在走访某家新材料制造企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业内头部企业招不到合适的青年工人，车间里已难见二十出头的青工身影，流水线上多是中年面孔。青年工人是技术工人的根基和未来。今天的青年人知晓和理解工人的含义吗？他们愿意继续当产业工人吗？他们存在怎样的现实压力？

还是觉得做工人没面子

传统教育理念影响大

“出去一说自己是在工厂做工人的，总感觉有点低人一等。”在很多青年人根深蒂固的印象里，“工人”不仅和收入不高、苦、脏、累划等号，更是一份“没面子”的工作。工厂向智能、清洁生产转型的努力，对技术工人更高学历、更高技能的选择，并没有完全扭转外界的刻板印象。对青年人们来说，“工人”不仅不是就业的首选，更遑论作为一份长期从事的职业。

2022年市总工会职工调查数据显示，25岁以下的职场新人中，仅有20.41%的人表示愿意做工人。在不愿意当工人的原因中，13.46%的人认为社会地位有待提高。

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和传统理念的影响，青年人们对于“工人”的身份感到纠结。在采访中，一名技术工人告诉记者，“别看那些送外卖、做咖啡的，也许工资没咱高，发展也未必稳定，但人家一句‘咖啡师听着挺时髦’，这份认同感就让他们觉得不一样。”

青年人们对于“工人”身份的避讳，也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一家位于闵行区的制造型企业与区域工会开启了校企合作，但第二年企业就打了“退堂鼓”。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一期培训的学生无人愿意入职，升学成为主流选择。

该企业所在区域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深入了解后发现，这些学生的选择并非自身意愿，更多是来自家长的影响，‘学历’依然是他们所推崇的。”在劳动报联合申工社发布的一项调查中，面对“如果你是家长，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未来成为一名产业工人吗？”的问题，4617名参与者中，仅有6%的网友选择了愿意。

薪酬吸引力不足

生活压力明显

上海，居大不易。在这座特大城市打拼，生活成本是绕不过去的坎，“到手多少钱”最直接影响青年人的求职选择。

和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的薪酬收入吸引力不足。《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978元；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743元；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635元。

36岁的嵌线工吴师傅，是一家国有制造企业制造车间里的“中生代”。“从学校到岗位，这三到五年的‘萝卜干饭’是躲不掉的，”他直言，工厂大多实行计件绩效，鼓励多劳多得。“可年轻人上手慢，活肯定拼不过老师傅，干得累工资又上不去，热情很快就被消磨了。”

他清楚地记得：“刚毕业那会儿，我们一块进车间的有四五十个小年轻。十几年过去，现在还在厂里干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高强度的重复劳动，加上起步阶段难涨的薪资，成为让年轻人转身离开的现实门槛。

与本地工人相比，从外地来上海闯荡的技术工人还要考虑更深一层——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可能比预想的更不易。

“厂里的单身宿舍能解决刚来的住宿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已在上海打拼五年的技工小张实话实说。技能的升级需要时间“磨”，工资涨得缓，难追上海的高成本。一旦恋爱、结婚成家，住房问题立刻摆在面前。“租房的压力像座山，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道难迈的坎。”

不少外来工人心里都算过这笔账：“在老家做同样的工，工资可能低点，工作时间可能更长，但没上海这么大的生活压力，日子反而更有奔头。”这种落差感，促使不少人最终选择了“回流”。

工作强度较大

时间不自由

“制造业企业入职成功率高，是部分青年人来上海求职的首选，但随着工作强度大、长期站立、需要两班倒等弊端的显现，一部分人会分流去快递、外卖等行业，薪酬接近的情况下，工作强度可自己选择、时间更自由。”闵浦人才招聘市场相关负责人余娇告诉记者，现在的青年人，看薪酬高低，也看性价比。“相较过去，青年人的学历有所提升，相近的薪资下，他们倾向于文职类和服务业升级催生的新职业。”

这一现象在青浦尤为突出。在那里，多家头部快递企业总部聚集，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或是经老乡介绍，或是自己应聘。而在周边的生产制造企业里，工作环境较为艰苦的流水线上则多是这些快递小哥们四五十岁的父辈工人，形成了一道鲜明的年龄分水岭。

采访中，多位工人向记者表达了相似感受：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工作是否“自由”。“厂里规矩多，管得严，年轻人不太适应，”一名装配工小李说。打卡、固定排班和流水线上单调的操作，让他们感觉“被束缚住了手脚”，而一些灵活就业的岗位，“更自在，时间能自己掌握”。

除了时间不自由，工作条件差是另一方面。在江苏省产业工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一份关于青年产业工人群体创新的调研中发现，诸如焊接、涂装等工种相比同龄人在经济收入上不占优势，而且，受生产条件所限，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工作负荷大。

钢铁厂曾是上海制造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钢铁厂向无人化智能化转变，极端高温、高危岗位已被机器人替代，但因行业的特殊性，噪音、高温等艰苦作业环境依然存在。不少钢厂工人反映，高温环境下的体力透支、三班倒带来的健康损耗，加上安全管理带来的精神压力等等，让他们既失去了生活乐趣，又面临职业发展困境。这些让许多年轻人对工厂望而却步。

“车间实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夏天的时候，巡检的走廊温度有40多度，像个大烤箱。”为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做冶金运营服务的小赵讲述了他的工作日常。除了高温和噪音，压力最大的是安全问题，这样的环境下，要时时刻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如遇突发事件，压力就更大。

另一位在钢厂工作多年的老工人老孙感慨：“‘苦日子’让年轻人们‘熬不住’。”他表示，去年他的部门招来5个年轻人，一年后只剩2个了，尤其是学历高的，哪怕明知有晋升机会，也熬不过工厂里的“苦日子”，最终选择辞职离开。

当职业认同感、工作自由度和沉重的生活压力层层叠加，“进不进厂”这道选择题，对如今的不太沉得住气的青年人来说，答案早已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