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杨浦，杨树浦。

似乎在上海，你很难找到这样一条路，念到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想到这个区。

杨树浦路，就是如此。这是一条绵延5公里的百年工业之路，南面是星罗棋布的民族工业厂房，北面是成片的老式居民建筑。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每天数十万产业工人穿行在这条路上，自行车的洪流从厂门口奔涌而出，叮当的车铃可以响彻城市上空。

468号，上海船厂；800号，杨树浦水厂；1056号，上海第一毛条厂；2086号，国棉9厂；2800号，杨树浦发电厂；2866号，国棉17厂……

走在这条“沪东第一路”上，哪怕闭上眼睛，昔日热火朝天的生产画面也能跃入脑海；捂上耳朵，机器轰鸣声仍能钻进心里。你能嗅到铁的锈味、机油的“芬芳”，那是时间镌刻在此的记忆，那是“万人大厂”在中国工业黄金时代留下的记录。

当然，睁开眼时，所有这些都已时过境迁，岁月带走了很多，这条马路早已脱胎换骨。但在每一个曾经在此度过了青春年华的上海工人的心中，永远有一条专属自己的杨树浦路。

戳视频，杨树浦路的过去和现在

我是工人，要对得起厂

一偏身，一踢脚，把自行车潇洒地停了下来。“老板，老规矩，三两干挑。”张云翔朝店里叫了一声，顺便看了一眼手表。嗯，时间还早，吃面正好。

这是31年前一个工作日的清晨，20岁的张云翔和许多船厂的同事一样，习惯性的到厂对门的一长串早点摊吃早饭。干得活重，吃的得“压肚”，杨树浦路大连路口的这些摊点，当年最熟悉船厂工人的饮食习惯——量大、热乎、油足，让毛头小伙子吃得过瘾！

“大、好大、真的是大！”这是张云翔进厂时，对这个单位的感觉。有多大？两个船坞绕一圈，他得步行两站路；上下班时，车流汹涌，活脱脱的“车水马龙”。

“万人大厂”，是那个年代杨树浦路独有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也根本无从想像这种“巨型国企”的盛况。

位于路两端的上海船厂和国棉9厂，光这两个厂当年就创造了这条路上一道奇观：每天下班，两头交通要至少“瘫痪”10来分钟，需要交警来指挥自行车流。

最有意思的是，船厂是“男人的天下”，自行车流里几乎全是小伙子；而棉纺厂则恰恰相反，大多是女职工。一头是阳刚，一头是靓丽，一代产业工人的青春就这么在这条路上交织。

“各辰光，船厂的女工真是稀缺，就算有，也基本在仓库管理、驾驶班、行政等岗位，一线加工装配几乎看不到。”张云翔笑言，吃早饭的时候，要是有个船厂的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过来，大家都是抢着让座，“其实也没什么特殊想法，就是觉得理所当然。”

“劲道足！”张云翔这样形容那个时代的工人：规定早上7点半上班，7点一刻前全员早已开工；说是4点半下班，可到了晚上7点半，车间照样灯火通明，自愿加班加点的比比皆是。

一切没有任何理由，只有最纯朴的情感——我是工人，要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厂。

“真的，我们那时候很单纯。”张云翔缓缓说道。浦东厂区的许多同事，天天一身汗一身油，下了班想洗个澡回浦西的家。明明厂区里就有船厂自己的摆渡船，可没有一个人坐，宁愿自己掏钱去浦东的公交摆渡，再回浦西厂洗澡。

为啥？因为按照规定，厂里的摆渡船是用来运货的，“你看，就是那么戆。一点便宜不肯沾，宁愿自己苦点吃力点，也不能给人家说闲话。”

此后数十年，上海船厂几经变迁，位于杨树浦路上的浦西厂区原址融入滨江杨浦岸线规划，两个空船坞也将改造成下沉式公共区域。

喧嚣无比的厂门口早点摊早已不复存在，灯火通明的厂区暗淡了许多，当年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的小年轻们，现在都已年过五旬。

张云翔自从内退后，再不曾回过杨树浦路，不愿再看一眼老厂区。旁人有所不解，他只是一笑而过。或许对他来说，何必要去刻意怀念呢，最美好的那些，一直深藏在心中。

我的工号是“4494”

顾文娣的前半生，基本都在杨树浦路度过。

小时候，一到夏天，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杨树浦路鱼市场的冷冻机厂冰库捡冰块。

“那时候，上海普通人家哪有冰箱？买个西瓜，还是放到井里去降温。”顾文娣回忆，那个冰库供应着全上海的冰块，每次大货车停到路边来装冰，她们一群小巴辣子就眼巴巴地站在一旁，“车子一开走，地上总会有些碎冰，赶紧包起来当宝贝一样捧回去。”

顾文娣最羡慕的是，冷冻机厂的工人有吃不完的海鲜，而一旁的“水产大厦”，更是这一带最上档次的宾馆，“要是哪家亲戚结婚在水产大厦摆酒席，家里人就能去宾馆里洗个澡，这就是最惬意的一桩事，讲出去老有面子了。”

长大后，和许多这里的工人子弟一样，顾文娣进了“大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因为“模子”大，一开始被分配进电镀车间，三班倒干了两年，天天负责镀“克罗米”（英文chromium的音译,上海人俗称的铬），后来去了装配车间。

电镀是有毒有害岗位，顾文娣能比一般的工人每天多拿张0.35元的“营养餐”票子。

“别看这张票子，对老百姓来讲不得了。”顾文娣说，当时百姓家里普遍条件不好，子女又多，就算是3块5角都舍不得花，积攒到月底，就能去厂里小卖部换肥皂草纸，“真正全部吃到嘴里的人不多的。”

直到现在，顾文娣仍清楚记得自己的工号——4494。每天中午，她就拿着两个印有“4494”的搪瓷盆，随大流到食堂吃饭。

“那时候，2两菜汤面3分钱，3两菜汤面5分钱。就为了这当中的差价，交关人情愿打两个二两。”顾文娣唏嘘不已，“有种男同志，为了给窝里省钞票，用免费汤过饭。”

80年代是这个2万人大厂的辉煌期。那时候，顾文娣天天“打老虎”——工人俗称的加班。规定每天500箱，同事们每天都能加班加点干到700箱以上，甚至高峰能到1000箱。

“做了快，还要做了好。”顾文娣说，为了把速度提上去，工人们把传送带转速开到最大，流水线操作。每装100箱检查一次，如果传送带上是空的，那就继续；但要是传送带上有一个零部件，那就麻烦了，前100箱全部要开箱检查。

“阿拉上海制造，讲究的是质量，这是产品的魂灵头，一点点差错都不可以。”顾文娣一脸骄傲地说。

之后么，热闹归于沉寂，那些熟悉的工厂要么关闭，要么搬迁。顾文娣也走出工厂，任职居委会书记。

不过，似乎是命运安排，她所在的福宁居民区是整个杨浦区距离黄浦江最近的社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杨树浦路，再走没几步，就到丹东路轮渡站。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顾文娣说，“但我总相信，是越变越好。”

图为老工人重回昔日老工厂

天天“两万五千里”

31年前，当张云翔在船厂门口吃早点时，或许董德娥曾在公交车上无意的一瞥中，也看到过对方。

她工作的单位，也是当年上海赫赫有名的国企——上海第一毛条厂。只可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毛条”所为何物。

那个年代，“毛条”是上海轻工业的必需品。国外的羊毛到了上海，先要将毛纤维加工成毛条﹐然后才能纺成毛线。换句话说，当时全上海人冬天穿的毛线衫，来源都在此地。

董德娥当年的“本事”，就是能一眼分辨出毛线的好坏，“是澳毛（澳大利亚羊毛）还是加毛（加拿大羊毛），手指捻一下就知道好不好。”

当时，纺织是上海最大的行业，有55万职工。九棉、十七棉、毛条厂……哪个不是杨树浦路上的“娘子军团”？行业大气派也大，每当完成生产任务或者有重大节庆活动，各厂都会敲锣打鼓地庆祝，整条杨树浦路就像过节般沸腾。就连公交公司，也要在这些厂门口设站，一辆辆巨龙车开到这里，上下班时挤进去的全是女同志，“风景这边独好”。

厂子大，活也不轻松。董德娥负责仓库管理，天天推着“老虎车”（一种运货的铲车）运送货物，每天来回于各个巨大的仓库间，至少要走两三万步，被其形象地称之为“两万五千里”。

那时候，毛条厂门口的杨树浦路真是热闹。董德娥清晰地记得，出厂的货车要排队去渡口摆渡，遇上天气不好，能从江浦路排到上海船厂所在的大连路。

如今，杨树浦路上再无棉纺厂，年轻人身上也不大有绒线衫。但那个时代的辉煌，却镌刻在董德娥的心中，成为她有时向孩子们讲述的“故事”素材。

图为如今繁华的杨树浦路

各种“味道”的记忆

当杨树浦路上绝大多数工人穿着黑、蓝、灰工作服上班时，沈慧芳所在的自来水厂，“独一份”穿的是白色工作服。

“自来水厂就是干净呀，环境好，工作自然不脏，穿得当然挺括、漂亮。”沈慧芳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性”。

对于自己的厂子，沈慧芳的回忆和其他人截然不同，园林、喷泉、实验室、白大褂……她甚至是采访中，唯一一个自称自己上班并不辛苦的工人。那份职业的骄傲，时不时从其话语中透出。

不过，沈慧芳对于杨树浦路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那就是味道。她告诉记者，杨树浦路从头到尾，味道各种不同。船厂门口，闻到的是铁锈味；毛条厂闻到的是蒸汽里传来的焦味；渔人码头附近是鱼腥味；肥皂厂最好闻，是檀香的化工味；到了水厂，自然就是漂白粉和氯气的味道了。

“闭着眼睛乘公交，闻着味道你也不会坐过站。”沈慧芳得意地说道，这是当年老工人都晓得的。

如今的杨树浦路，这些味道早已随风飘散。可那个时代赋予的滋味，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