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葛浩文的名字，是在198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一篇来信摘登：《寄自美国的读者意见》，读者即葛浩文。他在信中，对《萧红书简辑存释录》一文，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热情地提出了补正。原来他是一个萧红研究者，那时我也正在研究萧红，于是就特别注意他。1980年4月，我见到了葛浩文在香港出版的《萧红评传》，知道他的原名叫Howard Goldblatt。

看完书，我当即写了篇《美好的礼物——读美国文学博士著〈萧红评传〉》，刊登在《北方文艺》1980年8月15日出版的第8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国外，葛浩文先生的《萧红评传》要算是第一本全面评论萧红的书了。虽然此书在某些事、人的评价上，与我们有差别，但他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著名女作家萧红这点上，无疑是做到了，《萧红评传》也是献给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一件美好的礼物。”

说来也巧，我的文章发表之时，恰好葛浩文先生到上海来寻找萧红的足迹。上海作协通知我和爸爸丁景唐一起去接待他。8月21日在去机场的车上，我在拼命搜肠刮肚，寻找快被遗忘的英语单词，以便跳过语言的障碍，了解一些国外有关萧红研究的情况。谁知见了面，却使我大吃一惊，这位大高个儿、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美国朋友，口中吐出的竟是一连串标准的普通话。一路上，我们萧红长、萧红短地说个不停，到了宾馆，我们似乎已成了老朋友，介绍人嘛，当然是那位“与蓝天碧水永存”的萧红。

第二天，天下着大雨，我和爸爸陪了葛浩文一天，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萧红故居等。晚上在静安宾馆晚餐，当时老作家杜宣和丰村都参加了，拍了几张照片。我心里想，这些照片肯定是看不到了。谁知，我在9月28日收到葛浩文的信，说：“兹奉上几张照片作为纪念，请查收。麻烦您方便的话也将杜宣、丰村二位先生的照片转送于他们，谢谢。”哈哈！这个葛老兄真讲信誉，我当然一定会转交。信中接着讲了他回美国以后，在看这次在中国得到的萧红新资料，“到时候一定得向您请教一些事情”。这年10月3日，他又来信，说看了我写的《生死场》版本考，对他的帮助很大，与此信同时寄来1958年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场》的封面。我非常感谢他，因为我正缺这个材料。

1981年6月，我应邀去哈尔滨参加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会，又遇见葛浩文，朋友相见，格外高兴，见面的礼物是各自的论文。

以后他每次来中国，只要到上海，必定来看望爸爸和我。有时，我们到王观泉先生家去做客，有时到他的宾馆去，有时一起吃西餐。记得有一次去淮海中路上的天鹅阁西餐馆（现已拆除），上了一盘炸猪排，旁边有一碟醋。葛浩文问我：“你知道美国把吃醋叫什么？”我摇摇头。“叫眼睛绿了！”哈哈，我笑了，各地方的谚语就是不一样。我说：“你们有的人把中国的成语‘胸有成竹’翻译成‘肚有毛竹’。”他也笑了，接着我说了几句英语，问他：“你觉得我语音怎么样？”回说：“你是属于英国词典派。”……

现在，人们把葛浩文先生称为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中国作家有几十位，翻译最多的是萧红作品，看来他对萧红确实更有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