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解决安居问题，能给新时代城市建设者、新市民、青年人留在上海的底气，促进他们与城市“双向奔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上海将建设筹措7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3万张以上，建设筹措保障性住房1万套以上。

如何通过“一张床”安放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的梦想？如何为新市民、青年人更好地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在今年的两会现场，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不再担心漂泊和房租高

“一张床”让劳动者有了安全感

1月24日上午，饿了么小哥冷洪微早早来到了位于交暨路193弄3号楼的万有引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准备摇号选房。

外卖小哥们在位于万里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选房。劳动报记者贡俊祺 摄影

“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指的是上海“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中“一张床”类型的标杆项目。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一个缩影。

冷洪微先后参观了二人间、四人间和六人间，只见木质的上下铺上全新的床上用品已经铺设完毕。每间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且干湿分离，并配有洗衣机、空调、冰箱等家电。不仅如此，每层的共享空间还设有“活力磁场·水吧”，大家可以在中庭休憩，上上网，聊聊天，静享休闲时刻。

“设施新，环境好，期待能够尽快拎包入住。”冷洪微笑道。来沪工作5年了，先后经历了十几次搬家，他说，自己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地方让自己安安心心地住下来。

除了安定感，“一张床”还能最大程度上降低一线劳动者的生活成本。

市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上海站邮件处理班组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告诉记者，他曾排摸过快递行业的青年职工对于住房的需求，结论是：无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只要是一线劳动者，大家都特别期待能在工作地附近有“一张床”。“一方面是能够减少奔波，降低通勤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居住成本。”柴闪闪说。

柴闪闪曾算过一笔账：在市中心区域的大部分劳动者，即使合租，每个月的支出至少也要在1500元左右；如果单独租一套房，价格起码翻几番。“这对于我们一线工人来说，房租就要占去工资的一大半收入，那还能有多少余钱可以让工人自主参与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相比之下，月租500至千元左右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之家”就成了无数打工人的新期待。

代表热议：

床位数量缺、发展不够均衡化等成制约因素

现阶段，“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供应体系还有待完善。代表们普遍提出，上海保租房存在发展不够均衡、保租房建设企业承担资金压力过大等问题。

市人大代表邬斌告诉记者，《上海青年宜居安居需求调查与政策改善研究》显示，近八成受访青年认为通勤便利是基本要求，同时他们对于餐饮店、便利店、生鲜超市、健身场所、宠物店等配套设施有较强需求。然而，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集中在市郊，中心城区供给有限，社区配套及增值服务仍存较大改进空间。

柴闪闪也注意到，中心城区青年工作人口总量较多，但却存在较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缺口。针对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城市建设者，目前在住房支持方面的关注度不够，床位数量仍不足以满足庞大基层劳动者。

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则指出，现阶段，租赁住房用地供给不足。她说，政府政策提倡“租购并举”，规定商品房用地需要配套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但是在执行时，国有土地供应计划仍以商品住房用地供应为主。纯租赁地块公用的财政收益不高，使其供应量不足。

不仅如此，雷群英还注意到，在公租房、保租房的实际申请中，普遍存在可选房源少、轮候时间长的问题，平均需一年左右。

代表建议：

多渠道为企业减负，增加“一张床”供应

上海如何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度体系，持续改善市民安居和人才乐业的居住刚需？代表委员们动足脑筋。

①放宽非居住存量土地的使用限制

雷群英提出，可尝试放宽集体经营性用地等非居住存量土地的使用限制，利用产业园区及交通便利区域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低效利用的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土地和用房来源。

“同时，引导多方参与保障性租赁租房项目的投资，给予包括用地支持、资金补贴和税收激励等措施，以吸引非公有企业的参与并降低建设成本。”她说。

邬斌则提出，应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各类主体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发挥标杆引领和“压舱石”作用，促进解决城市一线建设者管理者住房困难问题。

除了引导国资国企集中新建一批，也可以鼓励市场主体将闲置非居存量房屋改建为保租房。记者了解到，上海多区正不断拓宽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筹集方式。其中，普陀就利用城市零星更新转化一批，去年已有5幅存量非居用地启动土地性质调整程序，可提供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约3.06万平方米。

②完善政策体系保障，确保可持续发展

作为民生保障的功能性项目，市人大代表、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杨茵喻提出，要关切企业在为民生兜底做贡献过程中的瓶颈问题，立足企业经营的商业逻辑，以财经思维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打通“投融建管退”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壁垒问题。

“盈亏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死线。只有有效降控成本，做通‘投融建管退’的‘大帐平衡’，才能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她建议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可采取多样化的供地方式，构建政企间成本调节平衡的有效机制。

同时，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投资建设提供银行贷款专项贴息政策，加大金融、财税扶持力度，引导市场长期资金（如保险资金等）共同参与，丰富项目的融资渠道，切实为企业减轻资本负担。

③要增加“一张床”的供应

市政协委员王延华、陈皓等人注意到，目前，在建的保租房仍以“一间房、一套房”为主，对“一张床”的考虑相对较少。为此他们联名提议，在打造“新城市建设者之家”上，应首先保证“一张或多张床”产品。

委员们提出，首先要明确部分保租房房源指标必须用于“一张床或多张床”产品。比如，在旧住房拆除重建后的增量保租房源指标中，明确约定用于“一张床”产品的建筑面积比例，并允许对相关指标进行统筹。

委员们还认为，降低“城市一线劳动者”的住房租价问题，必须要立足顶层设计，先立后破。其中，“立”是指制定廉租房的短、中、长期规划，根据市场化建设、改造及运行管理模式，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落实推动；“破”是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破除一些不合时宜、阻碍此项民生工程的城市管理制度。

对此，他们建议研究将已转化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平急两用”公共设施纳入保租房体系，或享受与保租房相同的补贴政策。研究允许建在1.5级用地和临时用地上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向社会共享租赁，从而让更多城市劳动者获益。

④要注重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一张床”、“一间房”不仅是一线劳动者的刚需，也是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以及高层次人才安心逐梦、心无旁骛开展工作的前提。

“以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为例，我们周围50平米的一间房，房租高达每月6000至8000元。这其实非常不利于我们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远远超过不少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才可以承受的范围。为了节省房租，选择特别偏远的地方居住，也会影响青年人对事业发展的全情投入。”雷群英为此提出，要丰富房屋供给类型，提升需求匹配程度。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特定人群收入差距等因素带来的需求差异，在公租房、保租房建设时调研住房困难青年群体的住房需求及租金承受范围。

⑤要让入住者更有归属感

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后，下一步应着力研究如何让大家能够“住得稳”、“留得下”。对此，市人大代表、上海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缨认为，传统社区里的治理模式不适用于保租房区域。入住者没有“业主”“居民”的身份，也无法直接参与物业管理，势必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

因此，她认为保租房的公共事务管理可参考“公房小区自治家园执委会”模式，引入“出租单位+承租人”双主体，由出租单位将部分管理权利让渡给入住者，使他们能够“当家做主”。

金缨说，部分散落在小区内的保租房，可由出租单位和小区居委会对接，将其纳入居民区的大框架下管理。在此管理模式下，使得保租房区域可以逐渐形成市民生态，即使有人因为流动而搬离，但整个社区的生命力仍可稳定发展，让大家“住得稳”，跟社区有粘性，也有家的感觉。

从面向城市一线务工人员的“一张床”，到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的“一间房“，再到面向家庭人群的”一套房”，上海积极传递了城市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信号，也让更多的人对在上海工作、生活充满期待。

头图为外卖小哥在“引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参观。劳动报记者贡俊祺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