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提到长征，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红军将士，以及埃德加·斯诺那本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西行漫记》面世一年多以前，一位全程参与了长征前期艰苦征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已经用文字向世界真实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举。

他，就是陈云。其写就的这部《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纪实文献，更是世界上第一部以亲历者身份向世界公开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为了探寻这部红色经典背后的故事与历史价值，记者专访了上海市社联研究员、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听他讲述陈云与长征的渊源，以及《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上海构思、向世界发声的传奇历程。

“首发纪实”在上海孕育

“陈云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陈麟辉表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负责全军最艰险的后卫重担。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付出惨痛代价。陈云亲历湘江血战，彻底认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也为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后，中央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这是一次无声的离别，除少数中央领导外，全军无人知晓他的去向。陈云停下行军路，转身踏上了一条不见硝烟的隐蔽战线长征路，乔装潜行突破重兵封锁，于1935年7月抵达上海。

“到达上海后，他一面积极摸排和联络地下党员，一面就在暂居处初拟《随军西行见闻录》。”陈麟辉表示，从史料记载来看，陈云在1935年8月开始构思写作这部长征纪实文集，1936年6月在巴黎发表，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整整早了一年多。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亲历者写下的作品，“陈云用的是非常纪实的手法，忠实记录那段历史，而且都是真人真事，故事非常生动”。

彼时，国民党实行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老百姓大多根本不知道长征的真实情况，红军的形象被污蔑为“共匪”、“赤匪”。“陈云的这书打破了国民党及反动媒体的封锁，以真实文字冲破谣言，把长征的真相传递给世界”。

图为早期流传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不同版本。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这部作品的世界意义，还在于它特殊的传播路径：书稿在上海孕育，在莫斯科成稿，经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让世界慢慢了解了长征。1937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又以各种版本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影响力迅速扩散，从而人民开始了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的英勇事迹，更明白了这支队伍带领民族走向光明的希望。

用“第三者视角”真实再现长征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绝妙之处在于叙事策略。陈麟辉指出，为突破当时的新闻出版检查，陈云没有直接宣传，而是用被俘军医的“第三者视角”客观讲述，

作品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化名“廉臣”，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感的口吻，叙述他随红军长征的见闻，“把共产党人英雄无畏的精神，用一个个生动的事例表达出来”。

例如，在讲述红军纪律性时，书中写了一件事：“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

还有不少事例，说明了红军深得民心。例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告假两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赤军。”

有农民说道，“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夫，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夫了。”这让“廉臣”感触道，“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

展现红军领导人集体形象

此外，书中客观记录、生动描写了红军领导人的战斗生活和真实形象，有力回击了反动媒体对红军领导人的虚假不实报道。

图为《随军西行见闻录》收藏版本。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书中这样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书中还写了一件事。当时，云贵地区的百姓十分贫困。初冬时节，队伍途经剑河县的一个村落，“廉臣”见一农妇带着孩子倒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近前问询得知，她家的粮食全都交了地租，自己只得乞讨为生。这时，毛泽东至，“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见闻录》对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也都作了客观介绍，称周恩来为国内政治上之要人，有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称刘伯承、徐向前、陈毅等人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

同时，“廉臣”对参加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这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深为钦佩，“林、徐在行军中，都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竟转送给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书中还写道，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士兵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这种不虚构夸大、不偏激褒贬的客观记录，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陈麟辉如此说道。

向世界传播传承长征精神

“长征的伟大实践孕育了长征精神；《随军西行见闻录》则以亲历纪实的形式，忠实记录、生动呈现，并最早向世界传播长征精神。”陈麟辉指出，它既是长征精神的文字载体，也是长征精神传播史上的里程碑式文献。

陈麟辉指出，不同于一些回忆录，《随军西行见闻录》保留了长征最鲜活、最原始的现场样貌，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文集，首次向世界公布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英勇威武、顽强意志和官兵平等、爱护群众等，兼具真实性、思想性、权威性、生动性，既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强烈的现实感染力和影响力。

首先，《随军西行见闻录》全面系统记录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出发转移开启长征，到1935年6月陈云出川这8个月间辗转中国东南、西南各省的行程，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过关斩将、势不可当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

其次，作品不仅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行军征战的主要过程。而且还用一个个真实事例的记录，深入细致地再现了红军的组织架构、群众工作、民族平等、优待俘虏，以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等感人至深的一个个场面。

不仅如此，它描绘了红军领袖的坚毅、勇敢、刻苦、无畏和机智等，以及他们为民、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无私的作风。从而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照。

此外，《随军西行见闻录》还真实记述了红军将士肩负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责任，不远万里远征北上抗战的坚强意志和英勇行动，反映了红军在沿途宣传抗日主张和道理的情况。

“长征精神的五大内涵，在这本书里都得到生动体现。”陈麟辉指出，《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上海孕育成形、从上海走向世界，让世人了解真实的共产党人和红军长征。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头图为上海市档案馆内珍藏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