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职普分流”的热点话题再次燃起了公众对于教育的目标、激烈的教育竞争以及青年就业问题的讨论。政策层面合理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在普通家长看来却有可能成为限制自己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实现阶层流动目标的紧箍咒。再一次，个人对于良好教育的想象与社会层面的效率发生了碰撞。职教往往被认为是解决结业的良方，但限制了个人的发展。那么在这二元的想象之外有没有其它可能？我们知道在一个由消费者主导的“考试-升学-文凭”框架下思考教育往往会落入内卷的窠臼。那么职业教育究竟可不可以跳脱这个模式？本文试图跳脱教育政策，从比较视野讨论“作为社会制度的职业教育”，供读者思考。让我们先从一项共识开始：办好职业教育很难。难在哪？首先，职教虽然顶着“教育”的名号，但其核心是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制度建构，而非来自教育哲学。其二，虽然公众和政府都认可职教的重要性，但职教并没有个好名声。家长们不喜欢它，老师和校长们往往把职教作为后进生的人生备选，孩子们交朋友时鲜有把自己职校生的身份挂在嘴边的时刻。当全社会都在向知识经济迈进的时候，职教成为那个尴尬的话题。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职教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现代生产和经济发展模式下，人力资本直接体现在劳动力的各项技能上。因此技能成为了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之一，而职教则直接促成了技能的形成（skills formation）。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通过他的著名概念“多样化质量生产”（Diversified Quality Production）告诉我们，通过统一标准要求公司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是让德国公司避开价格竞争而导向质量竞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这某种程度上反市场的逻

内卷），这一点社会学家们早有指出（如Labaree 2010）。

但仅仅凭口号也办不好职教。历史研究告诉我们的另一项答案是，职教发展的路径有很强的惯性，这带来了职教的第三重链锁。惯性往往产生于各国家在工业现代化时期作出的制度选择（Thelen 2004）。一旦结合之后，这些元素之间产生了非常强的选择性亲缘（elective affinity），非常难打破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目前尚无国家能够完全摆脱这样的惯性，创造出崭新而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二战后，大部分美国决策者曾经数次在全国层面［重新］启动职业教育改革：1944年的《退伍军人法》（GI Bill of 1944）中的若干条款，1955年的全国人力委员会报告（National Manpower Council，1955），肯尼迪总统推动推动的《1962年人力发展与培训法案》（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 of 1962）；随后约翰逊总统推动的“工作队”（Job Corps，1964年），“工作激励”（the Work Incentive， 1967）；尼克松总统推动的全面教育与培训法案（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 of 1973）。里根可能是战后唯一一位对于拓宽联邦政府的教育培训职能完全不感兴趣的总统，但随后的老布什总统任内发表了《美国的抉择：高技能还是低工资？》报告（America's Choice: High Skills or Low Wages），克林顿总统任内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遇法案》（School to Work Opportunities Act of 1994）。但这些意向层面的法案并没有改变职业教育的总体走向，它们在实践中全部让位于对于偏向高等教育的政策——被视作更“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而非将学生分门别类。

我们也许用后见之明可以论证，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在缺乏手工艺传统的基础下，更偏好大规模工业生产或短期实训，而非在制造业职业技能发面精雕细琢。而美国最“职业化”的教育制度——社区大学——从创立之初便面临了强大的学生和家长压力，而逐渐转化为四年制大学的预备队（Brint & Karabel 1989：9-15）。

职教的第四重链锁落在个体选择的层面，也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问题。我们可以摆出种种统计数字：就业率、收入水平、职业前景，但对于个体，不管是家庭还是学生个人而言，是否选择职教是一道真实而意义深远的问题。少子化以及家庭收入的提升意味着哪怕对于当代中国最弱势的家庭而言，能够投入到下一代身上的教育资源比二十、三十年前大大增加了。这无疑增加了家庭持续投入教育的动力（如追求学历）。同样，高等教育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多项选择以及同侪压力也让当今的年轻人把高等教育作为显而易见的默认选项——哪怕四年的大学对于底层家庭的孩子而言往往只是意味着延后压力，而非解决就业。当家长们频繁读到职技学校剥削学生劳动力；当学生们发现社会流动的通道被一纸学历堵住；当工作后看着每月工资单笑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很难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学生们说“试试职业教育吧”。职教政策同时呼唤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对自我实现提供多种通路（学分银行、证书升级，以保证流动），以及保障毕业生必要的体面收入（某些优势制造业或新兴服务业的报酬水平）。

不夸张地说，职教政策牵涉到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方方面面。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避免把自己锁定在一个无法改变的轨道上。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刻思考如何利用顶层设计在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中为诸种技能和职业留下发展的空间。历史告诉了我们，好的职业教育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断呵护的平衡（一个例子是德国职教在过去二十年内遇到的挑战，见Thelen & Busemeyer，2011在Busemeyer & Trampusch所编集子的第三章）。

现实中的职业教育系统退化或僵化非常常见，其挑战远远不限于我们已经熟知的劳资矛盾。职教最成功的案例大都在制造业领域，随着我国的产业链升级以及新行业的快速迭代，职业教育势必会在整个教育版图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只有细致缜密的规划才能解开职业教育的层层链锁，是职教获得人民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