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在职场上可谓随处可见。然而，合理加班虽不可免，但过度加班、“隐形加班”、“内卷式加班”等现象愈演愈烈，却侵蚀着职工健康，加剧社会焦虑，让众多劳动者苦不堪言。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委员就遏制愈演愈烈的“加班文化”发出疾呼，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充分保障职工休息权。

职场过度加班仍不少见

2026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6小时。这虽然是超长工时9年后首降，但依然超出了每周44小时规定的上限。

“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便按照8小时工作制，劳动者每周平均劳动时间都要超过6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如此说道。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数据显示，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21.9%每周加班2-3次，8.9%每周1次。从时长看，37.1%每次加班1-2小时，23.5%超2小时。

对此，陆铭指出，部分企业包括有些互联网大厂，甚至在签劳动合同时就把“十点钟下班”写入相关条款，“这种现象我觉得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

“隐形加班”成普遍困境

而更让职场人身心俱疲的，是信息时代的众多“隐形加班”。“在家待命，保持电话畅通”、“等候指示，可能有任务”……这些要求劳动者“随时在线”，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也引发了企业与职工间越来越多的争议。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长期关注加班问题，今年他再次就“隐形加班”提出建言。

吕国泉告诉记者，所谓“隐形加班”，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外，因用人单位要求或工作场景延伸而从事的无明确考勤记录、无合理报酬补偿的额外劳动。由于“隐形加班”呈现隐蔽化、常态化、碎片化、去审批化等特征。一些劳动者下班后仍处理工作，却因无书面审批、无固定场所、无明确时长记录，难以被认定为加班，不能领取加班费和调休。有的用人单位通过设置不合理劳动定额和KPI指标提高劳动强度，迫使劳动者超时工作，陷入“自愿加班”困境；还有的将“加班文化”包装成“勤奋”外衣，使之变成职场潜规则。

《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也显示，40.1%的职场人深陷“隐形加班”漩涡，近6成为免费加班，仅26.5%有加班费。对此，吕国泉指出，“隐形加班”已经从个别现象演变为普遍职场困境。

难以提升幸福度，降低就业质量

在采访中，两位委员都提出，企业无序加班、“随心所欲”加班带来的危害不可忽视，亟需引起重视和解决。

“普遍过度的加班文化侵蚀着职工健康、降级消费活力、抑制生育意愿、加剧社会焦虑。”陆铭说道，“有些年轻人觉得工作有什么意义？挣了钱没时间花，然后没有办法谈恋爱、结婚，甚至生孩子，也没办法照顾家庭。所以这样的一种劳动，如果从企业的价格竞争力角度来讲，似乎它是有好处的。但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提高不了人们生活的幸福度。”

此外，陆铭认为，内卷式竞争挤占了创新所需的“思考时间”。持续的高强度、重复性劳动耗尽员工的精力与创造力，导致企业内耗较大，难以涌现突破性创新。而企业一旦形成对“人海战术”与“工时堆积”的路径依赖。当通过延长工时就能轻易获取利润或完成目标时，就会缺乏动力投资于技术创新、流程优化和员工技能培训。

吕国泉也强调指出，“隐形加班”侵犯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报酬权，影响就业质量，易引发职业倦怠与健康风险、家庭纠纷、消费不振等问题。一些用人单位以此“降本增效”，对守法企业以逐底竞争方式获得“优势”，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扰乱市场秩序，破坏法定工时制度，影响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平。依法规制“隐形加班”，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完善法律法规遏制加班文化

破解种种加班怪象，发力点何在？对此，委员们指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多措并举。

首先，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陆铭认为，要完善《劳动法》细节，加强监管力度。优化《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规定，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便捷、保密的劳动者举报通道。

同时，完善举证与仲裁机制。优化关于加班事实认定的举证规则，探索利用数字化工具作为辅助证据，解决劳动者举证难的问题，降低维权门槛。不仅如此，完善“变相加班”规定。应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使监管有更清晰的执法依据。

吕国泉指出，“隐形加班”的分散化、碎片化、非现场化特点，导致发现难、认定慢、处罚轻、违法成本低。因此，要依法确立“离线休息权”，划定工作与休息边界，明确法定工时外劳动者有权拒绝非紧急工作联络与任务，用人单位不得以此惩罚。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增设规制“隐形加班”条款，对“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时间”等标准统一量化细则，明确线上工作、居家办公等新型劳动形态的认定标准，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破解认定难、取证难、维权难、监管难，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

此外，要由人社等部门建立用工合规指引，要求用人单位限制非工作时间沟通，严格弹性工时、综合计算工时审批与监管。将“隐形加班”治理纳入检察公益诉讼和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对强迫“隐形加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通过司法建议与典型案例，统一裁判尺度。支持用人单位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科学合规的工时管理系统，减少不必要延时，对远程加班和超时加班进行动态管理。

劳动仲裁等部门要简化举证与认定流程，设立“隐形加班”维权绿色通道，‌推动“举证责任适度倒置”，强化用人单位举证义务。工会组织将“隐形加班”等纳入职工代表大会和集体协商内容，通过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机制和提供劳动用工指导服务等，依法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督促用人单位规范工时管理，引导劳动者强化证据意识，提升维权效能。

采访中，陆铭还认为，要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流程等数字技术替代重复性、低价值劳动，优化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耗时与人工作业负担。引导企业引入先进管理方法，以成果产出而非工时长短作为核心考核依据。支持在条件允许的行业与企业，试点并推广弹性工作制等灵活形式。建议政府出台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在职培训投入，帮助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常规性工作的群体，掌握新技能、适应技术变革，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内卷式加班竞争。

头图为正在工作中的职工。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