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大各类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稳就业提出的要求。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四稳”之首。就业稳了，才会有千家万户的好日子，才能托举起“稳稳的幸福”。围绕如何破解就业中的结构性难题，用好机遇开拓新局扩大就业，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稳住存量：

民营经济要成为就业“蓄水池”

提及就业，必提岗位。如果没有充足的岗位，稳就业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当前，我国就业压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力供给仍处高位，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农民工总量超3亿人，其中50岁以上者超过9000万人。从结构看，“求职难”和“招工难”并存，“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交织，人岗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图为求职者正在投递简历。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

岗位从何而来？当然是从企业来。而在众多企业之中，民企的就业保障作用不可忽视。

提到民营经济，人们常会用一组数字来形容其特征——“56789”。这组连起来的数字，凸显了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作为吸纳就业的核心主体，民营经济如何保持高质量发展，从而成为稳就业的“蓄水池”？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已经一周年，应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的具体路径，使“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焕发出蓬勃生机，推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细处。

王煜关注到，当前地方考核体系中，民营经济发展指标相对偏“软”，与国企保值增值、外资利用等指标相比，刚性约束可以进一步增强。

因此，王煜建议，在“十五五”规划中，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各部委制定国家级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五年民营经济在市场主体活力、民间投资信心、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全国性量化目标，让地方在分解任务时有据可依；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壁垒实时反馈平台，对在招投标、资质许可、政府采购中遇到的歧视性条款或者问题及时进行纠正。

不仅如此，王煜还呼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壁垒实时反馈平台，对接全国企业法人数据库，允许企业匿名举报在招投标、资质许可、政府采购中遇到的基于所有制、规模、注册地等设置的歧视性条款。平台需设定明确的受理和反馈时限，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落实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并赋予较高权重；对于平台反馈和抽查中发现的典型壁垒案例，由上级市场监管部门直接介入督查，对设置壁垒的行为进行问责。

全国人大代表、宝泰隆集团董事长焦云则指出，在国民经济顶压前行、迈步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与其对经济发展贡献和融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依然突出。

焦云表示，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本来就较为单一，加之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风险评估的保守态度，使得其在申请融资和贷款时的条件依然较为苛刻、繁琐，极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很多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微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等难以满足单一的风险评估条件，这对于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来说，很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投资和发展时机。

为此，焦云提出建议，做大做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将优质的民营企业纳入融资“白名单”，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和对产业升级发展起引领作用的民营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对于在风险评估等级达标、有偿还利息能力的优质民营企业，不要因为一些评级体系等主观因素限制其贷款。

此外，建议将民营企业贷款占比、信用贷规模、融资成本等指标纳入金融机构绩效考核。建立政策落实督察机制，由金融管理部门、工商联联合开展专项督导，打通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实现惠企政策“一站汇聚、精准推送”，真正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扩大增量：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充满机遇

做好稳岗扩岗，就业发力需要“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存量；另一方面，则要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

图为企业中的白领。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人社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十五五”就业专项规划，谋划一批务实管用、含金量高的重大就业政策、行动计划等，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

“当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就业带来深刻影响。”王晓萍指出，人社部也在研究相关政策，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推动实现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

“多项微观研究与产业调研，均验证了AI对就业和效率的正向赋能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确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但全社会应推动技术向善，让技术在创造和赋能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陆铭指出，AI冲击的核心本质是就业结构转型，其虽在部分岗位形成替代，但也在很多领域创造了新增就业。个体若能将AI工具与自身核心能力结合，不仅能大幅提升就业竞争力与收入水平，还能降低创业门槛。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周迪表示，AI对就业的影响，机遇大于挑战，核心是让AI从替代劳动的工具，变为赋能劳动者的“外骨骼”，通过人机协同释放个体创造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

周迪观察到，初级、重复性脑力劳动岗位需求结构虽有调整，但能够驾驭AI工具的“超级个体”愈发抢手，AI训练师、大模型应用架构师等新职业快速兴起。去年7月，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发布第七批新职业信息，包括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等工种背后是庞大的就业增量市场。

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在周迪看来，要让AI真正赋能全体劳动者，核心是构建政府、企业、院校多方协同的就业友好生态。

技术发展呼唤“预见未来”的教育。周迪建议，建立产业与教育之间的“敏捷反馈机制”，推动企业将最新的技术成果实时转化为教学资源，鼓励企业资深工程师、技术专家担任产业导师进校园，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陈达也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应是赋能工具、效率伙伴，而非简单的人力替代者，必须把技术风险转化为就业升级机遇。

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就业矛盾，陈达直言政策导向需要纠偏。她认为，部分地方简单以“减员增效”“自动化替代”作为扶持标准，加剧了就业挤压。她呼吁，国家层面应旗帜鲜明倡导人机协同，财政与产业政策向“技能增强型技术应用”倾斜，杜绝单纯奖励替代人力的自动化方案，把更多资源投向“人”的能力提升。

产教融合：

提升技能水平，适应产业升级需求

“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同比增加48万人，总量压力持续攀升的态势十分明显。”全国人大代表姚卓匀表示，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市场的重点群体，面临多重压力，部分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与岗位需求脱节，产业需求迭代快，而人才培养节奏相对滞后，这种错配问题越来越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姚卓匀提出了一系列靶向施策的建议。她强调，要聚焦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和民生刚需领域，让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真正落地，开发更多高质量岗位。同时，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用社保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为企业减负赋能。对于人才培养与就业衔接的痛点，她建议就业教育要前置，贯穿学生社会实践的全过程，让企事业单位多提供实习见习岗位，用岗位技能训练弥补校园学习的短板，让毕业生走出校门就能快速适配岗位。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破解就业难题，高校必须主动作为，从学科专业、培养模式、就业服务三端协同发力。她指出，在学科专业布局上，高校要紧跟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布局智能教育、量子计算、空间人工智能等紧缺领域，同时改造升级传统学科，适配数字化时代发展需求。

人才培养是稳就业的核心。梅兵介绍，华东师大以能力培养为中心重构教学体系，推出39个“小而精、短而新”的微专业，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行业头部企业共建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搭建高质量实习基地，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AI应用与终身学习能力。

此外，就业服务也需端口前移、精准施策。梅兵建议，高校应推行全学段生涯教育，将就业指导从毕业端延伸至入学端，引导学生树立理性就业观；运用大数据与AI工具提升人岗匹配效率，落实 “一生一档、一人一策”，重点帮扶困难毕业生；坚持 “走出去访企拓岗、请进来选才招贤”，拓宽就业渠道。

面对AI与产业变革带来的就业挑战，梅兵强调，高校要超前布局，把科技变革转化为人才培养机遇。通过强化跨学科教育、实践能力培养，让学生适应产业升级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陈达也建议，打造“技能导航与培训平台”。利用数字化手段，动态分析未来产业技能需求，为劳动者提供个性化的“技能体检”、学习路径规划和精准培训课程。支持企业、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针对受技术冲击较大的劳动者转型难题，陈达建议由政府牵头、联合社会资本设立数字时代就业转型专项基金，开展大规模、普惠性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重点覆盖传统行业转岗人员、大龄求职者等困难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袁雯强调，提高高等教育人才供需适配度，首先要“知供知需”。目前高等教育人才供方信息已经形成成熟且系统的年度采集和发布机制，建议“全面开展高校毕业生五年追踪调查”。

袁雯表示，我国目前已经有上海等地先行开展毕业生五年跟踪调查，从毕业生就业迁移、薪酬水平、个人和雇主满意度等方面反馈人才培养质量、适配水平和应对变化的能力。为此，可由人社和教育主管部门统一部署，联合税务、行业主管部门等，统筹用好市场力量，基于行业发展优先度分步开展不同行业领域毕业生就业追踪调查。通过调查分析什么样的教育可以让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由此形成需求牵引人才培养的闭环。

在企业调查中增加有关技能需求和使用情况的内容，也是袁雯关注的重点。袁雯建议，在企业相关调查中增加技能使用情况、技能战略等内容，掌握企业一线技能需求和发展设想，特别是掌握前沿技术的先导产业企业和高科技领域企业，他们不仅仅是需求方，更是人才培养的合作伙伴。

加大保障：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好业”

目前，我国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未来随着平台经济不断发展，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图为街上的外卖小哥。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

保障好这一群体的利益，让他们能“好就业，就好业”，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此外，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稳妥有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健全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据了解，此次两会上，有31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关于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的议案，呼吁以立法形式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权责划分、具体保障措施和维权机制，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代表们提出，新就业形态用工突破传统劳动关系框架，现有劳动法律体系难以完全适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需求，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权益保障法规缺失、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应立法补齐新兴领域劳动法律制度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云总裁曹鹏也表示，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内需市场的重要服务者，更是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直接受益群体和有力推动者。破解他们就业不稳定、保障不充分、发展空间有限等难题，是践行民生为本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时代课题。

针对目前存在的保障不充分的痛点，曹鹏建议推动全行业推广全职用工模式，让更多骑手、快递员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赔、住有所居”，筑牢就业安心线；针对发展空间有限的痛点，建议推动搭建“培训+晋升”双通道，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增强骑手、快递员的职业归属感和发展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目前养老保险已通过平台协作和补贴方式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但实际参保意愿仍较低。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愿参保，并非单纯因补贴不足，而是存在两个关键前置条件未落实——市民化水平不足与全国社保体系未一体化。”陆铭指出，若不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下的社保账户接续无障碍，仅靠补贴难以提升参保率，尤其对负担较重的劳动者而言，短期现金流压力远高于长期保障预期。此外，社会保障不能孤立看待，须与劳动者现实生存状态联动分析。调研显示，住房问题与教育资源可及性是当前最突出的民生痛点，尤其在大城市，户籍门槛导致随迁子女入学难、租房成本高企等问题显著影响劳动者稳定性与获得感。

为此，陆铭也呼吁，应跳出单一社保视角，将政策资源更多投向住房保障、教育公平、市民化推进及社保全国统筹等基础性、前置性领域，通过改善生存环境系统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意愿与能力。

头图为求职者正在参加招聘会。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