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定格了水闸附近一只水运驳船刚卸完货，等待拖轮回程的瞬间。画面中，一艘水泥船静静地泊在水面——那是朱武巧和姐妹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31位女性，10艘船，26年水上生涯，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村庄”。她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在那个“苦、脏、累、险”的岗位上，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在黄浦江上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当嗅觉“失灵”之后

1976年，不到20岁的朱武巧第一次踏上清运船时，差点吐出来。船舱装满了粪便和生活垃圾，夏天的高温让那股刺鼻的气味发酵到极致。“熏得人头晕眼花，连饭都咽不下去。”她后来回忆说，那味道不是一个“臭”字就能概括的，而是一种能钻进骨头里的、让人本能想逃离的东西。

更让人崩溃的是，生活舱和装垃圾的船舱只隔着一扇窗。四五个平方的“卧室”只有一米来高，即使是身材相对瘦小的女性，也得猫着腰钻进去。白天被太阳暴晒，晚上想歇口气，水面上的蚊虫又铺天盖地。“我们经常躲到帷帐里吃两口饭，不然碗里全是苍蝇。”

朱武巧是“船二代”，父母干了一辈子水上环卫，她从小在船上长大。但即便如此，刚入行时她也想过退缩。“觉得特别臭，根本接受不了。”但那时候没人给她讲大道理，但脑子里总有个声音提醒自己——父母能干，自己为什么不能？

后来她常开玩笑说自己“鼻子失灵了”，不是真的闻不到船上的臭味，而是习惯了。只有当船靠岸、她走在街上，路人捂着鼻子匆匆走过时，她才意识到，那股味道其实一直都在。或许，这种“失灵”不是身体的麻木，而是一种选择——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一直坚持下去。

“当家人”的精打细算

上世纪九十年代，朱武巧成为第十五船队的队长，船队加上自己共计31名女工，10艘铁驳船，队里人自称“流动的村庄”。朱武巧每天跟姐妹们一起，吃在船上、住在船上，她不仅是队长，更像一个“当家人”。

她回忆起，那时候设备差，缆绳磨损快、机器故障多。朱武巧心疼钱，想着，即便是公家的钱也要能省则省。她编了一套顺口溜：“长缆坏了改短缆，短缆坏了改相缆，拖缆坏了扎靠把，缆绳坏了自己搓。”她带着姐妹们自己动手，能修的绝不换，能用的绝不扔。一年下来，光是航修保养材料费就省了五千多元，工属具费省了一万多元，加起来达一万六千余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有人问她，一个队长怎么这么“抠”？她说，船队就是家，过日子哪能不仔细着点？

但她的精打细算并不是小气，反之，她对队里的姐妹十分包容。队里全是女工，谁家孩子病了、老人生了事，她都记在心里。有一年大年初一，粪已装好、船正要起航，一位当班女工家里突然出了急事。朱武巧二话没说，把好不容易轮到回家的机会让了出去，自己留下值班。别人问她：“你不想家吗？”她笑着说：“当然想，但船上也是家，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该站出来。”

她是江上的“定心丸”

说起水上环卫，外人只看到脏和臭，行内人知道其实最紧要的是“险”。黄浦江航道宽窄不一，船流密集，大船小船交错穿梭，稍有不慎易发生沉船事故。朱武巧从业26年，硬是做到了“零事故”。

她常跟姐妹们说一句话：“船上不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每次出船，她就像一个出征沙场的女将军——眼睛死盯着水面、竖起耳朵听马达声、脑子里仔细算着过往船只的距离和速度……

这一份沉稳和可靠，都来自她对每段水情的熟悉、对每条船性能的了解。队里人都说，只要朱队长在船上，再大的风浪心里也不怕。

朱武巧向记者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她刚入职没多久的时候，工作范围是从日晖港粪码头到浦东卸粪点。然而，从粪码头通往黄浦江3公里长的河道经常有淤泥阻塞，船只进出全靠蒿子撑船。但有一日，船队遇堵又适逢暴雨，河中落潮快，岸上排水急，她一时间慌了神。但此时，老队长不发一语，却迅速接过她手中的蒿子，亲身示范在此情形下应如何撑船，时刻注意风浪间船只的情况。那时的她被深深感动，也默默坚定了以后出船都要带每位船员平安下船回家的心思。“既然姐妹们信任我，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如今，黄浦江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使用LNG新能源的集装箱船舶取代了当年的铁驳船，年轻一代坐在现代化的船舱内驾驶船舶，不用再风吹日晒，不用再忍受刺鼻的气味。朱武巧心里松快了些：时代在进步，行业亦是，姐妹们终于不用再去徒手搏风浪了。她眉眼间那份藏不住的光，分明写着骄傲——为自己扛过的那段岁月骄傲，更为这个行业跑进了新时代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