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权周刊丨人在上海上班,社保缴在外地,平台企业缘何青睐异地外包

来源:劳动观察 作者:陈恒杨 发布时间:2026-11-09 11:34

摘要: 人在上海上班,社保缴在外地,平台企业缘何青睐异地外包

近期,一则关于越来越多岗位被“零工化”的报道成了热点话题。报道称,大量制造业岗位受订单波动,正将产线切割、外包。记者调查发现,不只是制造型企业,大量平台企业也受成本压力影响,青睐于借异地外包用工的方式,实现降本增效,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企业算成本,无可厚非,不过,劳动者工作履行地与实际用人地被一分为二。出了事,该找谁,去哪儿告,成了一道难题。


工作在上海,合同社保却“各有各的地方”


本报近期接到求助电话,快递员朱先生在邮政快递从事派件工作,计件取酬的他,一直在上海区域内工作,接受站点管理。但在与站点发生工资纠纷后,他才发现,和自己签劳动合同的,竟是一家远在徐州的公司。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在上海一平台企业门店从事分拣工作的裴先生,日常考勤和工作对接都在上海门店,工资采用微信日结加月底补差的方式发放,但劳动合同却是和南京某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他的社保也由这家外地公司缴纳,并不按照上海标准缴费。


记者从本报信访接待案例中发现,近几年,平台企业在本地,但将实际业务外包异地企业的情况并不鲜见。有不少劳动者,当初应聘的是平台企业提供的岗位,平日里工作穿着平台企业的服装,受平台企业管理,但在查询社保缴费记录和工资流水后才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平台企业的人,真正的劳动关系可能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外地公司。有的劳动者在找到报社时,除了当下的工作地点,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在哪里,更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联系信息,维权几乎无从下手。


一整套“降本账”,算计了劳动者的权益


企业为何热衷于把业务外包到外地?上海海天网联公关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人力资源总监阙乔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首先是比较明显的“成本账”。阙乔向记者拆解道,社保缴费基数跟着社会平均工资走,上海的基数下限和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全国高地。同样招一个人,劳动合同签在外地,企业每月可能省下数千元,一年下来就是数万元,相当可观。再说最低工资标准,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根据2026年官方公布数据,上海以2740元居全国之首,江苏为2660元,多数中西部省份在2200元上下,行业用工工资水平也会受此影响,在不同区间浮动,异地用工同样能为企业挤出不小的利润空间。从单一层面看,工资收入和社保待遇是最直接的影响,事实上,加班费、病假工资、经济补偿的计算等,都是建立在基础工资之上的,这么一算,平台企业表面上是将业务外包给了另一家公司,实际上,是借助另一家公司“外包”了一整串用工成本。


相较于显而易见的“成本账”,第二笔“管理账”更为隐蔽一些。阙乔指出,目前平台企业采用异地外包的多为配送、保洁、搬运、货运等业务,岗位从业者大多来自外省市,对参保属地并不敏感。“很多人关心的是每月到手多少钱。劳动合同跟哪家公司签,社保缴在哪里,既看不懂也不太会去争取。平台企业将业务和用工打包交给异地公司,不仅操作上阻力不大,还能在组织架构上实现‘轻资产’管理,即不用直接面对庞大的员工基数,人事管理的繁杂程度也将大幅降低。”


第三笔账是企业避之不及的“风险账”。阙乔并不讳言,通过异地公司用工,实质上是在企业和劳动者间建立起了一道屏障。一旦发生工伤,或需要裁员,出面处理劳动争议的往往是那家注册在外地且没什么资产的外包公司。劳动者想去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在外地,跨省维权的时间成本大,裁判口径、执行标准以及执行能力都不一样。“很多企业吃准了劳动者‘告不起、拖不起’,用极低成本就把用工主体责任和用工所在地的监管一并规避了。”


破局:要让监管追上“跑”起来的用工


平台企业通过异地外包的方式实现降本增效,真的是“合规操作”吗?长期从事劳动争议处理的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温陈静律师认为,大多情况可能没这么容易定性。


温陈静介绍,企业注册在外地、按用人单位的注册地标准参保,缴费基数由各地区自定,单看每一步都合乎规定。因为,我们在制度设计时默认“单位在哪,人就在哪”,但平台用工恰恰把这个默认打破了。“现在很多平台用的劳动者,用人单位的主体可以注册在任何地方,人却固定在一个城市干活。三个都合法的规则叠加在一起,结果就出现了上海用的人,外地缴的保。就现有劳动法规来看,似乎是合法合规的,但并不公平。毕竟,劳动者在上海干活,享受的是外地的待遇水平,承担的却是上海的生活成本。生育津贴、失业金、医保报销比例、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全按参保地计发。


温陈静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企业来说也是风险重重。“就拿易发的工伤问题举例。”她说,工伤认定和待遇,都建立在“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这个前提上,外包员工发生工伤后,社保参保地与事故发生地不一致,工伤认定、医疗报销、劳动能力鉴定都要按参保地规则办理,流程衔接复杂、处置周期更长;一旦出现外包公司申报不及时、材料不齐、参保信息和实际用工信息有出入,可能引发工伤保险基金审核争议;同时如果平台企业对员工存在直接指挥、考核、排班等深度管理行为,有被仲裁或司法机关认定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存在事实用工关联的可能,不排除被要求先行垫付、连带协调处理工伤赔偿纠纷,还容易产生劳动者就地投诉、信访,增加平台企业的协调处置成本和舆情压力。温律师提醒,即便异地工伤理赔顺利办结,伤残补助等相关待遇按参保地标准核定,若和上海标准存在差距,劳动者仍有可能向平台企业追索差额。


风险实打实存在,但为何一些企业依旧乐意铤而走险?温律师指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保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各地缴费基数客观存在落差,企业有了向下选择的空间;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社保关系与真实工作地在物理空间上的分离,客观上增加了劳动监管的难度。虽然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但实践下来,就算劳动者在上海立了案,判决也要回到外地去找财产,找经办机构,执行很难落地。


就在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其中有多条对平台企业的用工“灰色”地带提出管理办法。比如第三十六条,企业通过第三方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代发劳动报酬、代缴税费、业务培训等服务的,不改变企业应当承担的用工责任。企业不得诱导、强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签订承揽协议,不得通过多层转包、违法分包、拆分管理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再比如第四十一条,争议中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新办法直指当前平台用工里依靠外包割裂用工属地的套路,一旦落地,或可进一步压缩这类规避属地保障义务操作的空间,推动用工责任沿着外包链条向上追溯。


摄 影:陈恒杨
责任编辑:李轶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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