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癌，医学界公认的“癌中之王”：超过80%的患者被确诊时已是晚期，五年生存率长期处于5%。有人曾说，胰腺癌研究领域是一片“医学荒漠”——研究折戟、新药匮乏。然而，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王理伟看来，胰腺癌并不是不可攻克的绝境。凭着一股韧劲，二十余年来他扎根胰腺癌临床与科研一线，从早期诊断到分子分型再到新药研发，带领团队为患者蹚出了一条胰腺癌规范诊疗之路。2025年，王理伟获评“上海工匠”称号。同年，由他牵头的全球首个KRASG12D抑制剂Ⅲ期临床试验在仁济医院完成首例给药。当问及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时，他答得很简单：“没人走的路，总得有人去走。”

迈出中国胰腺癌规范诊疗第一步

2001年，王理伟获得公派留学机会，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MD安德森癌症中心访问研究。在那里，医生和科学家们对胰腺癌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任何临床中的发现当天就被拿回实验室进行验证，“那里的学术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回忆道。

回国后的王理伟，做出了一个让不少同行意外也有些担忧的决定：从已经积累了较多经验的胃癌领域，全面转向被称为“癌王”的胰腺癌攻坚。有人劝他，胃癌已有较为完善的诊疗规范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何必去啃胰腺癌这块“硬骨头”？他思考良久，依然态度坚定：“胰腺癌诊疗难度极大。但越是艰难，就越需要有人去探索、去突破。”更让他挂心的是，近年来胰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起病较为隐匿，许多患者一经确诊已处于晚期。在当时，受限于有限的传统治疗手段，临床能为患者带来的生存获益十分有限。

面对极高的诊疗挑战，王理伟没有退缩，而是将更多精力倾注于胰腺癌的临床与科研攻坚中。在此后的多年里，他带领团队每年诊治数百例中晚期胰腺癌患者，不仅努力帮助他们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更通过不断探索创新方案，为越来越多的晚期患者争取到了长期的生存希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和秦叔逵教授的支持下，王理伟牵头成立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胰腺癌专家委员会，担任首任主任委员。此后的四年里，他联合全国多位胰腺肿瘤相关的专家，经过几十轮讨论，最终在2014年共同推出中国第一部《胰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8年，他们又推出首部《CSCO胰腺癌诊疗指南》。

破解胰腺癌诊治的三大“瓶颈”

路径有了，但这条路要怎么走，王理伟想了很久。“要走通这条路，就要搬开这条路上的三块石头。”王理伟把胰腺癌的诊治困境概括为三个问题：早期诊断困难，分子分型不明确，有效治疗药物相对有限。

胰腺癌早期诊断困难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胰腺位于腹腔深部，常规体检容易漏诊；另一方面，胰腺癌缺乏早期典型症状，即便有症状也常被误以为是胃肠或肝胆疾病。因此，王理伟首先做了一件事：建立患者数据库。他邀请50余家三甲医院共同参与，收集了近3万例中国胰腺癌患者的数据，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晚期胰腺癌数据库，并从中进行分析，“了解患者的共性特征，能让我们的诊断跨前一大步”。

而针对胰腺癌的“症状”，他又带领团队在“炎症转化癌”的环节上找到多个突破口：他们发现了STAT5b这一分子在炎症失控时会催化细胞恶变；还揭示了M2型巨噬细胞塑造胰腺纤维化，改变了胰腺内的免疫微环境、推动恶性进展。这些发现为胰腺癌高风险人群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分子分型方面，依托中国晚期胰腺癌数据库，王理伟带领团队完成国内最大样本量的胰腺癌基因组测序，发现许多“中国特色”：中国患者的KRAS基因突变率低于西方人群，而DDR基因突变比例更高，ATM是主要突变基因。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医生的治疗策略——他们开发了针对DDR通路的新型靶向药物WEE1抑制剂，为胰腺癌精准治疗提供了又一武器。

在新药研发上，王理伟持续开展临床研究。2018年，他的团队启动PAN-HEROIC-1研究，针对一线治疗失败的晚期患者，运用国产新药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Ⅱ）进行胰腺癌二线治疗。四年后，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王理伟代表团队带来了一份针对中国人群开展的研究：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联合氟尿嘧啶（5-FU）/亚叶酸（LV）二线治疗晚期胰腺癌。作为传统化疗失败后的二线治疗，这一治疗方案显著降低了患者约37%的死亡风险，中位总生存期从对照组的6.1个月延长至试验组的7.4个月。2023年，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获批上市，被写入诊疗指南。2025年，王理伟又牵头了全球首个KRASG12D抑制剂Ⅲ期研究，30例初治晚期患者的客观缓解率达到63.3%，疾病控制率93.3%。这份数据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公布后，受到与会同行的广泛关注。如今，全球首个针对该靶点的Ⅲ期临床试验已在仁济医院启动。“可以说，这三块石头在我们医生的努力下，被一点点搬开了。”王理伟欣慰道。

不错过任何一个“空白”

大约十年前，一位被多家医院诊断为转移性肿瘤的患者，因为反复化疗无效辗转找到了王理伟。他把患者所有的影像和病理切片重新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也许，他身上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原发肿瘤？”思路一改，诊疗方案也跟着调整，患者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这个病例让他意识到，多原发肿瘤患者也许是一个容易被医生忽略的群体。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如今，多原发肿瘤患者至少占所有肿瘤患者的10%到15%，如果每年有五百多万肿瘤患者，那么多原发肿瘤患者至少超过五十万人。

王理伟把诊治肿瘤病人比喻为“剥洋葱”：剥开第一层，判断是炎症还是肿瘤；第二层，要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第三层，需要判断是原发性肿瘤还是继发性肿瘤。把这些都搞清楚了，就可以对疾病制定一个全程管理计划。2016年，他在仁济医院率先建立了多原发肿瘤和原发不明肿瘤的多学科诊疗平台，采用多学科病例讨论、MDT门诊、多院区线上同步会诊等多种形式，横向集合肿瘤外科、放射治疗科、肿瘤介入科，放射科、核医学科、超声医学科、病理科等科室，使原发不明肿瘤和多原发肿瘤医疗干预模式走向精准化、个性化、规范化。

除了多原发肿瘤，肿瘤共病问题他也始终放不下。一位透析合并小细胞肺癌的患者因为药物无法代谢，无法进行常规化疗，王理伟跟肾内科共同设计了边透析边化疗的方案，让患者活出了远超预期的生存期；一位同时查出乳腺癌、肺癌和黑色素瘤的老人，王理伟团队通过基因检测找到了一个共同的靶点，用一种药压住了三个病灶……“其实，全国约有20%的肿瘤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肾脏问题。”他又向中国抗癌协会申请成立了整合肿瘤肾脏病学专委会，并主持编写了全球首部肿瘤《肾脏保护》指南。

多年来，王理伟持续关注胰腺癌及复杂肿瘤诊疗中的难题。在面对那些被常规诊疗路径拒之门外、病情复杂的患者时，他总愿意再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试一次。“医学的进步，始于对一个‘异常’病例的追问，”王理伟说，“而我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追问不再止于患者的一声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