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年轻人似地追风，闹着要穿军装。父亲心心念念于军装，缘于曾经当过新四军。

父亲曾亲历“八一三”日寇对上海的狂轰滥炸，16岁的他逃难回到家乡后的一天，正在高粱地里劳作，熟识的村民带来一位穿长衫的人与他拉家常。父亲悲愤地控诉在上海看到日寇对中国人的残杀暴行。“长衫”拿出用红布包裹的小本本，问他：“有一支专打日本鬼子的新四军部队，你要不要去？”血气方刚的父亲扔下锄头与家人不辞而别。略识几个字的父亲，揣着“长衫”赠送的小本本，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新四军驻地。部队首长见他机灵还识字，就让他当了侦察兵。他曾识破并击毙了两个日本鬼子密探。

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来到贵州“大三线”支内，被安排在工厂武装部的警卫室工作。因为是军工厂，对警卫室人员要求严格，几乎都是转业军人或在原单位表现很好的人员。武装部邓部长与我父亲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性格豪爽、体格魁梧的邓部长，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八路军并屡立战功。在一次惨烈的与日军肉搏战中，他一人与七个围住他的日本兵厮杀，使出浑身解数将日本兵一个个撂倒，最终，浑身是血的他战胜了日军。父亲非常敬佩邓部长，其英勇事迹，我们子女听父亲讲述了无数遍。邓伯伯到我家来，我们调皮地撩起他上装，争相看他别在腰间的手枪，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注：当时我国还未颁布禁枪令）。

我父亲则因一句关于当兵的玩笑话，意外地晋升一级工资。那时，军工厂有军代表派驻。有一次，父亲遇见两位别着手枪的年轻军代表，随口问道：“你们枪法如何？我们来比试一下吧？”还得意地吹嘘自己当过兵，枪法可准啦。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即刻有人将此事反映到厂党委，并提出质疑：“老张何时何地当的什么兵？向谁开的枪？必须说清楚，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查清此事，厂党委派出专人到父亲家乡调查，幸亏当年的知情者健在，证明父亲参加的是新四军。厂领导讨论认为：老张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贡献，当即决定：特批晋升一级工资，这是父亲晚年最热衷炫耀的喜剧故事。

父亲95岁那年夏天，生病住院了，没住几天便闹着要出院，对医护人员喋喋不休地说，北京部队的领导派人来上海接他回部队；回家后，闹着要我们子女陪伴他到当年新四军的所在地看一看。我们答应等他身体康复了就陪伴他去。然而没过几天，我们接到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在他们那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老父亲平日里根本不会走远，连独自乘公交车都不会，是怎样找到长途汽车站，乘上车去到很久以前当兵地方的？将他接回家后询问，他根本讲不清楚来龙去脉。此后，仅过了两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泰州之行，成为家人的无解之谜。

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天，我们用轮椅车送他去医院挂针，为满足老爸的要求，我姐将用红布自制的一颗红五星别在父亲的帽子上。路上遇见一位挎着单反照相机采风的外国女青年，询问可否拍摄他？虚弱的父亲微笑着点点头。不多时，父亲含笑与先前驾鹤西去的邓部长及新四军战友相聚了。

父亲（右二）与邓部长（左二）是工厂第一代的保卫人员，同年退休一起回到上海

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作的父亲（靠假山者）与班组同事的假日活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抱着外孙女在工厂的家属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