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礼堂毗邻的上海机床厂基建科，是我少年记忆长河中又一朵晶莹的浪花。

基建科在上海机床厂属于非主流部门，坐落在几幢半圆形屋顶与锯齿形的黑铁皮厂房内。这些厂房是上海机床厂的前身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厂的产物，随处可见，构成了上海机床厂的一大建筑特色，现在已被杨浦区列为文物保护点。

基建科主要是为大件、铸工等核心生产车间“打工”的外围部门，只能待在厂区二道门之外。正是由于它的非核心属性，使之成为上海机床厂附近的安图中学、图们中学学生的学工基地。

学工时间短的半个月，长则一个多月。一个班级几十个同学分成几个学工小组，分别安排到基建科、后勤科、动力车间等去“向工人阶级学习”。我和十几个同学来到基建科后，有一个师傅领着我们“学生意”。男同学有时还能替师傅递递榔头、扳手，做做下手什么的，女同学就是整天到处“荡荡”。“翻司”（面容）好的小姑娘经常会被厂里的小青工盯牢，谈起“敲定”（恋爱）。我所在的班级是学校里的文艺班，女同学大都卖相灵光，因此吸引了许多小青工的目光。可是，我们都是在校学生，注定这种“谈敲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随着学工的结束，也就烟消云散。但至少为我们在空虚无聊的日子里增添了许多嘎三胡话题。

不过，我们班上最终还是有个大美女嫁给了其学工时的师傅。据她在最近一次的同学聚会中揭秘，他们的这段姻缘有点传奇色彩。她说，学工时隐约感觉师傅对她十分关心，有点“别有用心”。但学工结束后彼此没了联系。多年后，她从崇明农场回到市区后情绪低落，对未来生活之路充满迷茫。一天下午，她独自外出闲逛，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上海机床厂大门口，当门卫问她有什么事、找谁时，她愣了半天，脱口报出学工时师傅的名字。于是，门卫一个电话把师傅叫到大门口来接人。接到电话，师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了门口一看，原来是当年的美女徒弟，不由惊喜交加，赶紧把她迎到基建科，倒茶、买饭，呵护有加，令她热泪盈眶。接下来，也就是现在的结果。“出鬼了，那天我怎么会神使鬼差走到上海机床厂去了，到今天还没搞清楚。”她咯咯地笑道。

回想学工的日子，一位人称“乔老爷”“智多星”的乔师傅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学工时，他正在手工制造一辆翻斗车——完全是他自己绘图纸，跑材料，利用厂里先进的机械加工设备制造的。经过多次失败、反复试验后，翻斗车最终成功“下线”。当听到车子引擎轰鸣声，“乔老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朝我们几个学生大手一挥：“上车，我带你们到中央大道去兜风！”我们坐在轰轰作响的翻斗车上，从厂头道门到二道门，来回兜了好几圈，赢得了道路两旁工人们的阵阵喝彩。那一刻，我们仿佛是在北京长安街上进行大阅兵。而乔师傅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就是今天倡导的工匠精神吗？

想当年，上海机床厂是“盛产”大国工匠的摇篮，涌现了大批以全国劳动模范盛利为代表的能工巧匠。盛利是上海川沙县人，1946年5月进入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当车工。1953年他创造发明了“硬质合金台阶式车刀”，提高了车床加工效率，并在全国推广使用。他还首创车床每分钟切削550公尺的全市最高纪录，成为全国著名的时代超人和高速切削能手，从1953年到1955年连续3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著有《不重磨刀具》一书，1982年逝世。

我父亲和盛利是同事，经常在一起工作学习。说到盛利，他总会嗓音提高八度：“盛利是上海机床厂的骄傲，也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骄傲。”他说，当年上海机床厂举行重大庆典活动，都是安排在外滩、人民公园、国际饭店等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标志性建筑物附近的会场召开，还动员职工带家属一起参加，十分有排场。他拿出一张在大草坪上以国际饭店为背景的父子合影照片。画面中的父亲面露笑容，左手拿着会议材料，右手搀着周岁的我，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父子温情。如今，93岁的父亲已把这张照片转交给我保存，此照无疑是我的一件珍贵“文物”。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生产其他机器的基础设备，是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一个代表。从著名的全国劳模盛利，到“智多星”乔师傅，再到如今的上海工匠、磨工特级技师李云龙，他们是劳模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图像，为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机床厂半圆形厂房

保护完好的上海机床厂锯齿形厂房

全国劳动模范盛利和他的徒弟们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上海机床厂生产车间场景

刘翔（本文作者）的父亲领着一周岁的刘翔在人民公园草坪上

（本文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