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邓颖超提前由鄂抵沪，“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邓颖超返回黄浦江畔，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她很快恢复中共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

1927年11月，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等，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各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书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已来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此刻，他又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办公场所。那时，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观众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他把楼上的3个房间用于出租，在底层办起“生黎医院”。熊瑾玎经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熊瑾玎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与周生赉商定租用楼上的3个房间。

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安全，邓颖超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到实地察看。她步入“生黎医院”，上 周恩来、邓颖超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楼注视着3个房间，对在旁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福兴”商号正式开张。中共中央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建国后曾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来做“老板娘”。邓颖超嘱咐朱端绶：“你和‘熊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熊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很快心心相印，成为革命夫妻。

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在敌人的不断搜寻下历时3年而安然无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绶退租搬离该处。后来，底层开了商店，楼上成为民居，并扩建“假三层”。1946年，周恩来曾数次来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看看，但因工作繁忙无暇分身，遂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朱端绶过去,并嘱咐拍几张照片以留作纪念。如今，这个重要革命旧址已得到修缮，正在抓紧完成展陈工作。

本文首发于《上海工运》202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