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本刊接待的劳动争议数量略有减少，但复杂程度却有了显著提升，各种“奇葩”事件偶有发生，这对于本刊记者的调查和投诉人的维权都是不小的挑战。具体来看，缘于仲裁免费、救济渠道多元，一些诉求较为简单、证据较为充分的劳动争议，通常选择申请仲裁等司法途径实现权益主张；另一方面，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预期经历了较长时间调整，互相之间的包容程度在提升。
截至12月15日，2024年本报共计接待信访186件，其中涉及劳动争议的有179件；劳权信访件中涉及劳动报酬占劳权案件数的44%；此类信访件中，对非公企业的投诉居多，涉及金额从一个月工资到数年薪酬不等，且极易引申出其他诸如离职赔偿、社保清欠、退休等综合性问题，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不过，在劳动监察等行政执法部门的合力努力下，不少争议已得到平息，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主张。
2024劳动争议投诉画像
装修工程类争议数增加
就争议类型来说，在涉及劳动报酬信访件中，涉及工地建筑和装修工程项目的27件，占劳动报酬投诉中的33%。此类信访件多为集体性争议，涉及金额较大，由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难点，纠纷化解并不容易。
例如本刊1月24日刊发《装修工人们的维权窘境怎么破》，反映的是装修行业存在类同建筑行业层层转包，预支生活费等用工方式，却缺少如建筑行业的硬性规定。有的争议虽然发生地在上海，但涉及工程的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均在异地，更加大了工人们的维权难度。
争议多涉及异地维权
另一集体性争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公司，该案型具备投诉人地区分布零散，覆盖面广，且往往伴随着地域性的政策差异，属于维权成本较高（因为涉及跨地区维权）的典型案例。
2024年6月29日，本报刊发《美业独角兽“河狸家”被曝欠发手艺人数十万元，辛苦钱何时能拿到？》，涉及全国各地的手艺人；2024年4月3日刊发的《被困在竞业协议里的年轻人，如何脱困？》反映了部分互联网平台存在竞业限制泛化的情况，劳动者工资不高，离职成本却很“惊人”。另外，本刊记者曾多次采访来自网约车平台、租车平台的劳动者，反映他们曾经被高薪吸引，落入“车贷”陷阱的遭遇。此类争议，由于平台公司多在异地，劳动者跨省市维权，难度极大。
零工市场用工待规范
新近出现的争议类型主要发生在以日结工资为主的零工市场，投诉人通过抖音、微信群、黑中介、小广告入职的居多，此类群体在发生争议后，由于自身缺少维权能力、少有政策支撑等原因，权益很难第一时间得到主张。
2024年12月11日，本刊聚焦合同仅签了50天的“长期派遣工”彭先生，他通过一个微信号应聘入职，工资按日结算，由于证据保留意识不足，在之后换岗、换工作地，甚至是调整收入时都没有通过协议明确，以至于在此后的维权过程中，既难找欠钱的单位，又无法证明自己约定好的工资是多少。
除此之外，近两年各种关系混杂的“类劳动争议”也占据了一定比例，比如涉及表见代理的民事问题，涉及数字人的知识产权、肖像权问题等。例如本刊曾经就“中之人”（操作虚拟主播进行直播的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查，反映了行业内存在的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会保障、职业寿命短等问题；同时对于数字员工上岗后，可能带来的用工管理上的变化展开讨论。相对于普通劳动争议，目前来看，涉及数字争议多为个案，但案情分析相对复杂，梳理争议双方的关系与划定责任成为突出的难点。
案例回访2024年来投诉的那些人都怎样了？
2024年，本刊记者和投诉人一起讨钱，一起收集证据，一起面对调查过程中的困难重重，虽然，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在市人社、市总工会、援助律师等多方合力下，不少投诉案例有了好的结果，劳动争议也得到了平息。近日，记者回访了部分投诉人，看看过去的一年里，那些人、那些事儿，后来都怎样了。
被追赔近百万的讲师拿回了欠薪
用劳动力交换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一直是劳动者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今年7月24日，本刊报道了《讨薪不成反被追赔近百万元竞业限制争议引关注》这篇文章，事件主人公、培训讲师龚璇反映，自己因一直索要被公司欠发的工资14万余元无果，最终无奈与对方闹上了法庭。让她没想到的是，不仅欠发的工资没个说法，却被公司反诉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等，被要求赔偿各类款项计95万元。原因在于，公司不给她排课期间，她利用从业多年来积累的个人朋友圈等资源，进行个人性开班授课，但这在HR眼里成了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并“泄露公司秘密”的行为。
据悉，双方各有主张：龚璇想要拿回欠发工资，公司方认为龚璇应为自己的违约行为付出代价。在劳动仲裁介入调解过程中，多次参与协商，但始终未能就主张达成一致，甚至一度要诉至法院。记者从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当事人通过调解手段和平解决的意愿较明显。当记者与企业方HR取得联系、文章登报后一周左右，当事人反映，经仲裁院多次坚持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公司答应把工资返还给我，我也不用赔偿违约金，这两天就签调解书！”龚璇说。
近期，记者获悉，龚璇已陆续收到公司方支付的欠发工资款，“是定期、分笔打过来的，目前大概已经发放了一半。”
猝死“临时工”家属与劳务公司和解
8月21日，本刊见报《“临时工”连续超时工作后猝死用工关系难确认，监察部门已介入》一文，投诉人葛雯雯向本报反映，其丈夫在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连续超时工作后猝死，企业方却无人出面妥善沟通处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事件牵涉多方主体，还出现了一份为期30天的《临时工聘用劳务协议》，使得个中用工关系更加模糊难以界定。
彼时，记者了解到，葛雯雯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中集宝伟电焊工工种工作时间超长、劳动强度大的问题，得到的消息是劳动监察方面正在介入处理中。后续，当事人家属曾向记者透露，事情有了初步结果，但并未作详细介绍。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上葛雯雯，其表示在宝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介入下，劳务公司同意给家属方赔偿。赔偿金额虽低于葛雯雯心理预期，不过其公公婆婆希望事情早点解决，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为15.5万元左右。葛雯雯丈夫的遗体也顺利火化，家属方将其带回安徽老家安置。“中集始终没有出面，不过不管怎样最后这件事也算是解决了，接下来的生活还得过。谢谢你们。”如今，葛雯雯在老家也找到了新的兼职工作，带着孩子迎接新生活。
一拖再拖的承诺终获兑现
10月16日，本刊登报《业务“包来包去”，承诺一拖再拖劳动者发问：讨回9200元酬劳怎么就这么难？》一文。当事人陈女士向本报反映，她所服务的上海境远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下称境远公司）拖欠其劳动报酬。陈女士在讨薪过程中发现，她的直属领导，即自称为境远公司设计总监的朱先生，其实是上海坝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坝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境远公司仅是合作关系，不是该公司员工，却一直以境远公司的名义安排她工作。陈女士遂找到本报寻求帮助。相关报道刊发后迅速引发各界关注。当天，市总工会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会同徐汇区总工会，委派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陈女士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同时，市人社局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指导徐汇区人社局推进案件调解工作。
记者后续采访得知，10月24日，经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陈女士与坝零公司、境远公司就双方争议事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坝零公司同意于2024年10月24日向陈女士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人民币4000元，境远公司同意于2024年10月24日向陈女士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人民币5200元；陈女士同意放弃全部请求事项，与坝零公司、境远公司再无其他劳动争议事项。
用来抵扣工作服的工资还回来了
11月6日，本刊登报《工服作抵、单方面调整、无故降绩效……足额领取工资怎么这么难？》一文，钟先生反映，他在上海崇明岛某船厂工作期间，遭遇了工资被抵扣和岗位变动的问题。
今年10月底，钟先生与一家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合同，未获得合同副本。他记得合同上明确标注他的工种为电工，然而到船厂的电工岗位实际上岗仅1天后，他就被电工组长口头告知需转至打磨岗位工作。打磨工作产生大量铁屑，对人体有较大危害，且公司未提供必要的防护工具，钟先生认为这种安排是变相让他离职，担心长期下去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于是提出辞职。然而，当钟先生尝试结清2天的工资时，却得到了组长“用工服和住宿抵消工资”的回复。钟先生表示，自己第一天在电工岗位工作了9.5小时，第二天在打磨岗位工作了12小时，但离职时未收到任何一笔工资。
据了解，崇明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从本刊获悉情况后，立即与钟先生本人以及相关企业取得联系，介入调查处理。“（劳动监察）大概11月上旬联系我的，没几天就通知我和对方谈好了，之前没有结算的工资后面会分成几笔打给我。”钟先生说。记者后续还了解到，目前，钟先生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正式上岗已一月有余。“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相对正规很多，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我也会留个心眼的。”
迟到被要求深蹲后又被辞退的前台拿到赔偿款
11月20日，本刊见报《迟到被要求做深蹲合同上演“罗生门”——知名酒店前台深陷“离职”风波》一文，当事人蒲海宁曾是桔子水晶酒店大柏树店的一名前台接待人员，她向本报投诉称，自己曾因迟到被酒店要求做50个深蹲，半年多后突然被辞退。双方就公司解除行为是否合法以及相关赔偿事宜一直未能协商一致。记者调查发现，该酒店还存在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以及真假合同等问题。
蒲海宁方主张，该酒店管理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近半年时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记者后续从当事人蒲海宁处了解到，他们夫妻与上海臻琦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总又进行了一次调解，双方最终意见达成一致，并签订了调解协议，达成和解。
此外，华住会集团公关总监在报道见刊后也曾联系本报记者，表示集团方此前不知晓此事，现已组织集团HR等相关人员组成专门团队，对该门店以及店长进行事项调查。若发现实际管理确有违规行为等存在，将严肃处理。
曾经“互踢皮球”工资一次性结清
12月11日，本刊登报《工作地一个月多次“转场”，做不满工期工资折算快递行业也流行“层层转包”？》一文。彭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9月至11月，他通过中介到上海森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应聘工期为50天的长期派遣工。在他交了押金后，双方签订了《劳动协议》，明确劳动者做满50天，否则，报酬要打折。在职期间，彭先生多次被安排“转场”，先后为多家快递公司提供服务。在他看来，公司就是通过这种频繁更换工作场地，逼退劳动者，让他们无法做满工期，以此克扣其押金和劳动报酬。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共享”派遣工资源在行业内普遍存在，由于层层转包，劳动者被拖欠劳动报酬且又缺少书面证据，维权时容易遭遇“互踢皮球”“互相扯皮”等。记者随后向劳动监察部门、宝山区总工会等同步反馈案件情况，宝山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向彭先生及森展公司涂先生致电了解情况，并随时可为彭先生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12月10日，记者从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处进一步了解到，当事人将与企业方就相关事项进行调解。12月11日，当事人彭先生与总包公司负责人在宝山公安分局罗泾派出所达成和解协议，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协议书写明：“乙方将代付的工资全部结清共7250元，于2024年12月11日打入甲方账户（微信转账）……此事一次性了结，今后无涉。”至此，该案件成功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