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工作时间灵活、薪资可观、自由度高等，一度为无数新就业形态领域的求职者描绘了一幅轻松致富的图景。然而，对于渴望通过勤劳改变生活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而言，在真正开始靠汗水赚取第一笔收入之前，他们往往首先要面对的，是解决自己的劳动工具问题。但如今，从“高薪招聘”的诱饵，到“以租代购”的金融套路，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获取生产工具的第一步，往往就可能陷入精心设计的困局……

“高薪”招聘诱饵下的租车陷阱

“招聘外卖骑手，月入过万，包吃包住，0元入职。”这样的广告在各大招聘平台可谓随处可见，但当求职者怀着希望前去应聘时，却发现“轻松入职”的承诺背后，常常隐藏着与指定渠道租车或购车捆绑的“必选项”。

来自上海的严先生（化名）在今年10月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骗局。原本从事水电工工作的他，为了增加收入，在某招聘平台投递了骑手简历。很快，一名自称招聘专员的人主动联系他，并通过微信视频引导其前往普陀区某站点面试。“当时我明确表示方向感不好，对做骑手有顾虑，”严先生回忆道，“但对方再三保证提供免费车辆，还开玩笑说‘别把我的车卖了’。”正是这句看似随意的承诺，让他放松了警惕。

在站点内，严先生与一名工作人员签订了纸质协议。“我没有仔细阅读条款，以为只是领用车辆的流程。”过程中，工作人员甚至以“操作太慢”为由，直接拿过他的手机操作支付宝软件。幸运的是，严先生在签约后与妻子通电话，被立即点醒这可能是个骗局。“这时我才意识到，对方始终说是‘借车’，从未提及租车费用。如果早知道要租车，我根本不会考虑，因为我自己就有电动车。”尽管他迅速离开并试图挽回，一个月后，他的手机还是收到了信息通知，自己的账户被某租车平台扣款699元。

严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某投诉平台上搜索可以看到，针对这类租车平台的投诉高达数百起，受害者不仅限于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而大家被骗的模式则高度一致：以招聘为名，诱导签约，合同欺诈，暴力扣款。许多受害者与严先生一样，表示从未清晰了解合同内容，甚至被禁止拍摄合同的照片。

“灰色”合作下精心设计的金融捆绑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这类纠纷背后，往往牵连着站点、劳务公司与车行之间心照不宣的“灰色合作”。

记者曾前往严先生所述的普陀区某外卖站点以求职者身份暗访，该站长的回应十分“规范”：“我们这里只管骑手入职的事情，如果你要问电动车的事情，需要去车行，与我们这里无关。”副站长则向记者出示了一份骑手入职承诺书，强调：“签完这个之后，才是考虑车的事情。”

然而，记者从几位骑手处了解到，除了站点工作人员之外，“也会有劳务公司的人过来帮忙，介绍骑手来这边，有时连租车的事情一起办了，也很正常。”还有骑手称，“曾经有‘中介’带我去面试外卖员，随后就带我去分期购车，当时说车原价是3580元，还款金额却为5300元，我以为这笔贷款包含利息，所以就按照中介说的操作进行了贷款申请。”就这样，原本想着兼职骑手能拿一笔额外收入的求职者，不想在一开始就平白无故背上了一笔贷款。

记者又来到站点附近的车行进行调查。有车行负责人表示，如果有骑手是由该站点工作人员推荐过来的，则可以享受租车“先用后付”的福利，并坦言这种推荐是出于“人情”和“帮忙”。这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引导，将求职者精准地输送至合作车行，完成了“招聘”与“租售”的闭环。一旦进入这个闭环，劳动者面对的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金融陷阱。其中，最典型的是“阴阳合同”与信息不透明。多位投诉者指出，线下签署的纸质合同与支付宝上的电子合同存在严重不符。还有受害者表示：“中介人员说随时都能还车，但还车的时候才发现电子合同中隐藏着高额违约金条款，且租期被篡改为12个月。”这种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的反差，使得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骑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长期债务。严先生也是事后才发现，他签署的协议上甲方信息竟是空白，并且线下口头承诺的“免费借车”，其实在线上电子合同隐藏着租期与扣款条款。

除合同内容外，支付系统的捆绑更是套路深远——租车公司要求租户开通支付宝免密支付功能，并将代扣协议与个人征信挂钩。记者也在走访过程中听到车行老板表示：“我怎么会怕他跑掉呢，跑的话欠款是要上他个人征信的。”原来，一旦授权，即使像严先生一样从未实际入职工作，甚至迅速反悔，扣款仍会如约而至。这种“扣款自动化，解约难于登天”的设计，让劳动者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

律师提醒：筑牢“三道防线”

面对如此普遍但取证艰难的侵权现象，从业者该如何保护自己？记者采访了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的张烨石律师，结合此类案例给出法律分析与实务建议。

“严先生的经历非常典型，其中涉及多个法律要点。”张律师首先剖析了合同效力问题，“在签约过程中，招聘方声称‘免费提供车辆’，但实际却产生了租金费用，这或涉嫌构成欺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张律师指出，严先生遇到的“甲方信息空白”等问题，也严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效力。

张律师进一步分析认为，部分案例存在维权过程中各部门认为属于“经济纠纷”而难以介入的情况，这恰恰反映了此类套路的设计之狡猾。“它游走在民事违约与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的边缘。单个案值较小，公安机关立案困难；租赁协议又让市场监管部门难以将其作为普通消费纠纷处理；而平台则以其‘未入职’为由推脱监管责任。这种‘三不管’的局面，正是套路盛行的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该如何破局？

张律师提出了三点核心建议：首先是证据保全，至关重要。“严先生在过程中保留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协议照片，都是关键证据。”张律师强调，劳动者必须坚持索要并仔细阅读完整的合同文本，拒绝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任何口头承诺，都要设法转化为书面约定或通过录音等方式固定下来。”

其次，就是明确责任主体，多管齐下维权。“当无法确定责任主体是站点、劳务公司还是车行时，可以将其列为共同被投诉方。”张律师建议，维权时应首先向用工平台的官方渠道实名举报，要求平台履行对合作站点的管理责任。同时，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合同欺诈、虚假宣传）、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非法改装车辆）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针对违规代扣、暴力催收）等进行投诉。

最后，张律师特别提醒劳动者要警惕支付工具的滥用。“谨慎开通免密支付和代扣协议，尤其当对方要求操作你的手机时，必须坚决拒绝。这是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类纠纷已经不仅是关乎几百、上千元的经济矛盾，更关乎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基本尊严与权益保障。张律师表示，相关平台企业必须承担起监管主体责任，彻查并斩断站点与车行等之间隐形的“灰色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