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这个夏天，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一场以鲁迅命名的文学盛会同时来到上海，人们再次谈论起这座城市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厚关联。左联的革命锋芒、海派文学的都市风情、散落街巷的名家故居，还有覆满梧桐荫影的城市小路，共同构筑起上海的现代文学坐标。

如果沿着上海现代文学的来路往深处看，你还会听见另一层低沉坚实的声音：纱厂的汽笛、码头的号子、机器的轰鸣，还有工人新村里的市井喧嚣。上海从来不止是风雅的文学之城，更是沉淀百年工业记忆的劳动之城。它的文学魅力既藏在书店、剧场与咖啡馆的文艺氛围里，更扎根在车间厂房、滨江码头与市井弄堂的烟火日常中。

走进上海文学馆，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工人阶级文学作品被纳入展陈之中。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到夏衍《包身工》里被吞噬青春的纱厂女工；从茅盾《子夜》里的丝厂工潮，到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的城市改造图景；从艾明之《火种》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史诗性回望，到管新生、管燕草《工人》《百年海上》对百年工人命运的长卷式书写，再到程小莹《原本》、蔡骏《春夜》对工厂记忆与转型阵痛的细腻描摹，一代代作家的持续书写，铺展开上海工人文学横跨百年的鲜活脉络。

劳动者们始终被看见被书写，也逐渐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重要主体。而上海文学之所以厚重，正在于它始终与劳动者的命运、城市的产业变迁与时代的精神召唤紧紧相连。

左为《包身工》节选，右为1920年代南洋兄弟股份有限公司卷烟女工工作场景，图自上海文学馆展陈。劳动报记者颜筱依 摄

一、源起：近代上海史中的工人身影

上海是中国近代产业的发祥地、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开埠以后，印刷、造船、纺织、烟草等行业在城市空间中迅速扩张。工业文明带来了现代都市的繁华，也把底层劳动者卷入了新的苦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现场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如此集中地看见“工人”的身影。

1924年，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是早期现代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女工形象。她在烟厂做工，住在贫寒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困顿但却仍然保持善良正直，有着工人阶级的坚韧意志和反抗精神。

陈二妹这个形象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底层工人”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文字给了她具体的样子：身体纤细、清瘦不高，有着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一双漆黑的大眼，黑晶晶的、水汪汪的。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作家们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工厂大门内那些沉默而庞大的人群。到了夏衍的《包身工》，这种目光变得更加锐利。1930年代的上海日资纱厂里，包身工制度将年轻女工牢牢捆绑在残酷的秩序之中，令她们过着没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

夏衍以调查纪实的方式深入现场，写下她们被层层盘剥的日常。一批又一批被哄骗离开乡土的少女，过着怎样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最终在机器旁耗尽生命，这些都成为曝光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并压榨劳动人民的有力罪证。《包身工》的价值，不只在于揭露黑暗，更在于它开创了中国报告文学新纪元，第一次让文字有了见证的意义。

茅盾的《子夜》则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上海工人的方式。这部小说中的上海，不只有单一的城市风景，而是一座由金融、工业、资本、市场交错运行的巨大机器。裕华丝厂的工潮，与民族资本的困局和世界经济危机彼此勾连。工人阶级在这部小说中，不再只是被压迫的群体，也是揭示时代矛盾的重要力量。

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到《包身工》《子夜》，上海工人阶级文学的早期形态已清晰显现：它从具体的人和真实的处境出发，把现代都市背后的苦难、冲突和不平等写进了字里行间。

茅盾著《子夜》，图自上海文学馆展陈。劳动报记者颜筱依 摄

二、觉醒：从被书写者到历史主体

当然，上海工人题材文学并不仅仅停留于书写苦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正是革命文艺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卅运动、顾正红事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些历史节点，让工厂码头成为时代风云最激烈的现场之一。文学里的工人形象，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

蒋光慈《短裤党》等作品，将笔触伸向上海工人武装斗争现场，正面书写工人与革命者在时代激流中的选择。茅盾《虹》等作品，也把进步青年、工人运动与上海社会风貌联系起来，呈现个人精神觉醒如何与更广阔的历史浪潮发生关系。蒋光慈另一部作品《最后的微笑》，则从个体命运层面写出被压迫工人的悲剧性反抗。作品中的工人并非天生的斗争者，而是在失业、屈辱、压迫和绝望中逐渐意识到自身处境。

同一时期，一些左翼文学作品也开始把工人运动与家庭生活、城市日常联系起来。黄药眠的《工人之家》涉及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但它并不只写斗争现场，也写工人家庭内部的生活压力与情感关系。

这种工人阶级觉醒的书写，还从小说延伸到戏剧和音乐。田汉、聂耳合作的《扬子江暴风雨》，把上海码头工人推到舞台中央，写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反抗，当枪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工人形象有了更强烈的号召力。

工人题材书写的变化，并不只是描写的题材变得更广，背后是写作立场的根本转换。工人不再被视作城市工业机器上可以随意置换的零件，他们成为能够参与、推动历史进程的行动者。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图自上海文学馆展陈。劳动报记者颜筱依 摄

三、建设：车间班组里的城市主人

旧上海文学中的工人常常与压迫与抗争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工人文学进入另一个阶段，劳动者们开始以建设者和主人翁的形象出现。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长篇作品。小说以民族资本家徐义德为主线，通过沪江纱厂公私合营改造过程，描写资本家族群像与工人群体的复杂关系，展现1950年代上海各阶层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呈现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沪江纱厂里的矛盾，五反工作队的进入，以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共同构成这幅庞大的上海图景，不同群体共同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展现出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动态历史进程。

车间班组、技术革新、师徒关系，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内容，开始进入文学叙事。艾明之的经历和创作，也能说明这一变化。1949年，他曾参与上海第三钢铁厂接管工作，并在工厂里与工人、技术人员共同生活工作。这样的经验，使他后来的工业题材创作有了真实生活根基。《伟大的起点》《浮沉》等作品，都与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氛围密切相关。尤其是《伟大的起点》，把笔触对准解放后工厂里的新人、新关系和新秩序，呈现劳动者在生产恢复和国家建设中的精神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上海不仅有专业作家写工人，也出现了一批工人自己写工人的作者。胡万春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出生于上海工人家庭，少年失学，17岁进厂当工人，后来还曾任《劳动报》编辑。他的《骨肉》写旧社会工人家庭的苦难遭遇，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文艺竞赛中获奖，使这位工人出身的作者走向全国文坛。此后，他又创作《钢铁世家》等作品，把笔触伸向钢铁工业和新中国建设现场。

一批上海工人作者的出现，说明工人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工人不只是文学表现的对象，也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种来自劳动现场内部的书写，为上海文学增添了一种更朴实厚重的质感。

四、烟火：工人新村打捞城市记忆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工人文学面临新的叙事命题。

管新生、管燕草父女创作的《工人》《百年海上》，正是近年来上海工人题材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成果。作品以百年为跨度，书写工人家庭几代人的命运起伏，将上海工人运动、城市发展、产业转型和普通人的生活史连接起来，回答了“为什么是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地”的问题。

谈起自己“工人小说家”的称号，管新生曾自豪地说，工人、工厂、工业，既是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又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等待作家亲近和开掘。“工人们的生活是与时俱进的，尤其当你进一步观察、进入并深入到他们的个体家庭生活的时候，你完全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触摸到时代的脉动。我一走进工人中间，就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工人、班组、工厂、机器……这些是融在我血液里的人生印记。”

提起海派文化，人们往往容易想到精致与时髦，想到外滩、淮海路和老洋房。但完整的上海，不只有小资情调，也有普通职工家庭的日常生活。“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管新生说。

程小莹《原本》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杨树浦工业区。作品写工厂日常，青春经验和文学启蒙，也写普通青年在劳动生活中的自我寻找。小说以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为背景，通过“我”的青春视角，以个人生命史与作家成长路径，同当时的生活及时代变迁相交织，写出大时代里个人的悲喜。

蔡骏《春夜》则同样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以悬疑色彩的方式回望老工厂。这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蔡骏的父亲曾在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作，作者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经历嵌入情节。作品真正动人的地方并非只有谜案本身，而是父辈工作的工厂如何走向衰落，工人如何在改制、失落、寻找与和解中面对人生变化，这是那一代上海工人的共同记忆。

工人文学并没有随着老厂房的消失而终结，尽管城市更新不断改变空间面貌，但劳动者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奋斗过并最终老去的痕迹，依然在文字中被保留了下来。

王计兵《低处飞行》，图自上海文学馆展陈。劳动报记者颜筱依 摄

五、新声：重新书写劳动者的今天

今天的上海，许多工业遗存已经被重新打开，杨浦滨江从生产岸线转向生活岸线，苏州河两岸业态的持续更新，老厂房变成了展馆或园区，也成为了城市记忆的入口。人们在江边散步，也在不经意间走过一代代劳动者曾经上下班的道路。

新时代的劳动现场正在不断变化：先进制造业生产线、城市运行保障岗位、科研转化车间、技能竞赛舞台，还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忙的街头巷尾，都在产生新的劳动经验。

当新的劳动者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他们面对的制度和环境不同，但依然承担着城市日常运行中最具体也最不可忽略的部分。如何写出他们的职业技能、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是新时代上海工人文学必须回应的问题。

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部非虚构作品以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记录上海。方向盘后面的人每天穿过城市的白天与黑夜，经过机场、医院、商圈、居民区和高架路，也在一程一程的车轮滚动中，看见这座城市流动的生活。

王计兵的写作，则让这种“新声”变得更加响亮。从《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到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低处飞行》，他曾走访、采访一百多名外卖从业者，把更多骑手真实的生活与情感写进诗歌。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文学梦想，也是一群普通劳动者被记录、听见和理解的过程。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上，王计兵代表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站上领奖台。他说，不是所有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我们这一群在低处奔跑的人，恰好就是这些在低处飞行的生命，而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这正是“新声”的意义。它在新的行业和城市节奏中，重新回答一个老问题：谁在支撑城市运转？谁的生活值得进入文学？谁有资格讲述这个时代？答案仍然应该回到劳动者身上。

因为，劳动者在哪里，城市的真实脉搏就在哪里；劳动现场在哪里，新的文学现场也可能在哪里。

往日工厂的汽笛声早已消散，但是劳动留给这座城市的记忆，依旧动人绵长。

头图为上海文学馆中展出的上海工人作家创作集荟，图自上海文学馆展陈。劳动报记者颜筱依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