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2024年6月16日《劳动报》文华版，如今重新编发，以此纪念刚去世的全国劳模杨富珍。)

那是整整60年前的事了。

1964年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成为大学生。可是，我们没有社会经验，没有生活阅历，怎么搞创作呢？老师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于是学院就安排我们“下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大一的时候到火车上去当列车员；大二让我们到中华造船厂、国棉一厂去体验生活。我们小组被安排在国棉一厂。

走进工厂，戴上帽子、系上围兜，俨然像一个纺织工人的模样，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禁哈哈一笑。厂休时，和方晓清、李美娣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可惜这张照片一时找不到了。

大概是为了考验我们，第一天上班就上夜班，晚上10点上班，到第二天6点下班。我被分配在织布车间，当梭子工，给工人送梭子。车间里的声音响得不得了，面对面说话必须提高八度才能勉强听到，怪不得纺织工人的嗓门都那么大。而且每天要走很多很多路，八小时围着二十多台织布机，不停地巡逻查看，一边双手不断地换纱锭，一旦发现纱线有断，必须以最快速度接上。看得我眼花缭乱。

厂里照顾我们这些学生，只上了半个夜班，就下班了。下班后，我就与同学往食堂奔，因为厂里的工人上下班时间不统一，所以食堂24小时都有东西吃。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议论着：“听说全国劳模杨富珍就在我们这个班头，怎么没见到呀？”“我见到的。”同学孟涛说：“我看见杨富珍师傅在车间里健步如飞，动作迅速麻利，一分钟竟能连结上四十多个断头，就像在按动长笛的复杂按键……”

听他说得神乎其神，我们都很想近距离接触杨师傅，可是没机会，上班很紧张，我们下班她还在忙。终于，我们有机会围坐在杨富珍师傅身边，听她讲自己的故事了。那是1965年11月15日。杨师傅长得高高的、瘦瘦的，剪着齐肩的短发，穿着一件最普通的深色两用衫，脚上是一双皮鞋，在洒满阳光的室外，我们围坐在她的周围，听她讲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成为技术能手的。

过去纺织厂棉纱处理很费事，坏布率很高，为了把坏布率压到5厘米，甚至到1厘米，厂里办了培训班，请技术人员来上课。杨富珍文化程度不高，身体又不好，社会工作多而忙，但她却打起背包住进厂里，重新当起了“学徒”。布机上的一些零件名称记不住，她就用“小火腿”“小拐棍”“乌龟壳”等等自己能够记住的名称来代替，土洋结合，终于攻克了道道难关。

照理培训结束后要进行考试，但是厂里为了照顾杨富珍，要求只要学习，不用考试。可是杨富珍听了连连摇头，脸色严峻地说：“考试为了向党汇报，特殊照顾不应当，我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和大家一样。”

杨师傅的话让我们很感动。当时全国文艺界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因此老师要我们大家自己组队写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于是，我和方晓清、邬薇华、孟涛合作写了弹词开篇《不断革命在战场》；和方晓清、李美娣合作写了沪剧小演唱《一颗红心为革命》，内容都是在国棉一厂“下生活”的感受，写杨富珍和厂里公认的第二个杨富珍——邓龙英等的感人事迹。

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唱词呢：“天色微明蒙蒙亮，人人未起在梦乡。国棉一厂冷风房，有一人勤奋学习在灯旁。只见她瘦瘦脸庞泛红光，高高个子精神爽。她就是我们厂里的杨富珍……”

时间像流水，一眨眼，快六十年了，有时候还会想，杨富珍师傅现在怎么样了？

说来也巧，前些天，老同学孟涛告诉我，他曾在家附近的酒店里看见邻桌是一家老少的聚会，仔细一看，发现当中的长者居然是杨富珍，忙上前打招呼，只见她仍然像以前一样，和蔼可亲地看着孟涛，说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她们这批老劳模的关怀，现在就住在附近小区的高层住宅里，那是市政府给安排的，生活非常安宁幸福。虽然年纪大了，但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百老讲师团的活动，以亲身的经历讲述革命传统，教育年轻一代。

我再次被感动了！老劳模青春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