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一些文化名人纷纷投入经济领域经商。有位编辑对我讲：“你来开一个名人谈经济专栏吧？”我说：“我不懂经济的。”“没关系，就是要你们不懂的文化人来写，读者才会有兴趣啊。”“那就试试看吧。”

于是,我看了一些有关经济的书，还去请教懂经济的人，知道了一鳞半爪。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篇连着一篇写。当时我采访了一些文化名人,还采访了正在办书店的胡万春。

胡万春出生于1929年，1947年进钢铁工厂做工，1954年任上钢二厂工会副主席，1956年任《劳动报》编辑、记者，1957年任《萌芽》杂志编委，1958年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那时我就知道胡万春是工人作家，名气很响。我第一次见到胡万春这个名字，是上世纪50年代末读他的小说《过年》，读了好几遍，记住了故事，也记住了这个普通而又带喜庆色彩的名字，后来又读了他一些作品。改革开放后，胡万春接连发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蛙女》被搬上屏幕后连连得奖，我还看过这个电视连续剧。胡万春还写了好多通俗小说，被译成多种外文。他还研究思维学，出版专著，到大学讲过课……到上世纪80年代末，听说胡万春开了一家书店，后来又开了一家，办得挺红火。好家伙，他是小说写腻了，想换换口味，还是看人家经商，心里痒痒的？我也别胡乱猜测，还是到书店去找他，打探个究竟。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来到巨鹿路的上海作家协会楼下胡万春办的作家书屋，胡万春果然在书店里，可是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根本无法长谈。我们赶紧转移阵地，在作协的阳台上，找了个安静的地方。那里有石桌、石凳。胡万春坐下，我也放下书包，坐下。哇，好凉，但我不好意思再说换个地方，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听他说。听着听着，我渐渐忘了冰凉的石凳。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出版社转化成企业管理模式，这是时代的趋势，完全正确。但由于政策还不够完善，因此也发生一些问题，如出版社在制定出书计划时，就得考虑该书是否赚钱，赔本的书就不出。引起连锁反应是一些专家、学者、教授面临出书难、难出书的窘境，在一片“难”声中，只能望稿兴叹。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就说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水准，也有一定的影响。

胡万春看到出版界的情景很着急，对我说：“我曾想拿出四五万元钱帮助几个教授出版学术著作，可这仅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有人建议用这笔钱办书店，可以包销、代销书，有了盈利后还能帮助作家、教授出书。我越想越兴奋，巴不得书店立刻就开张。”

其实办书店谈何容易，经营环境相当困难。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胡万春于1988年7月15日创办了上海文论书店，1991年7月15日又创办了作家书屋，帮助作家解决一部分困难。另外，作家或大学教授来买书，一律九折优惠。

胡万春说到这儿，深深地吸了口烟，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望着这位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老作家，我想，他既当经理，又当作家，能两全其美吗？当我发问时，他笑了，说：“开书店当然是有影响的，过一阵，我要从繁重杂乱的事务堆中，稍稍脱点身出来，以便有时间写我的小说。”

是啊，作家不写作，就像演员不演戏一样，心里憋得慌。胡万春在经营书店的同时，创作构思那根神经可没闲着，已有五六个长篇心中有了谱，一部是写自传，一部是反映改革开放后经济战线上的新面貌……

在采访胡万春后，过了几年，我忽然在1998年5月12日《文汇报》第4版上，看到作家胡万春逝世的消息，很感意外。他是5月9日逝世，享年69岁，正是作家创作的炉火纯青时期啊！我想他大概是太累了，又是创作，又是办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