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已经落幕，但中国足球的话题依旧火热。许多人都很困惑，为什么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培养不出26个能到世界杯上踢球的人？作为一位关心中国足球的经济学家，我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一下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将常见的一些解释放进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并据此来讨论足球改革的方向。

中国球员密度极低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足球问题也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中国有14亿人口，看足球的人数估计是全球第一，踢球的人总数也不少。根据国际足联（FIFA）2006年发布的、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全球足球人口调查（“Big Count”）数据，中国踢球的人数约2616万，全球第一，超过美国的2447万和德国的1630万。但中国的注册球员只有约71万人，远低于德国的630万和美国的418万。

不过，71万注册球员并不算少，在全球排到第12名，超过西班牙（65万）和阿根廷（33万）。按理说，从71万人中选出26个优秀球员不应该那么困难。可惜的是，这71万人分布在当时的13亿人口中，注册球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54%，我们把这个比例称为球员密度。德国的球员密度约7.7%，是中国的140多倍；日本约0.82%，也是中国的15倍。

如果把全球208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球员密度排个序，国际足联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排在第191位，只有极少数国家比中国更低，多为其他亚洲国家。中国足协官方数字显示，2025年宽口径的注册球员数已经是109万，球员密度还是只有0.078%。各国注册口径不完全可比，但这不改变中国球员密度极低的事实，而这才是中国足球的致命伤。

足球人才测量成本高于其他运动

不过，中国在大多数其他奥运项目上的运动员密度也不高，却没有妨碍中国拿到很多世界冠军。为什么运动员密度低对足球就那么致命呢？

这就要说到足球和其他绝大多数体育项目在人才发现上的根本差异，本质上是经济学里讲的测量成本问题。所谓测量成本，就是判断一种能力真实水平所需要付出的各类成本之和，包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乃至判断失误的成本。总体来说，个人项目或积分累加型团体项目的人才测量成本相对较低，对抗型集体球类项目相对较高，而足球人才的测量成本尤其高。

举重、跳水、体操、游泳这类项目，决定成绩的能力维度相对较少，每个维度又容易被独立测量：举重看重力量与爆发力，跳水与体操看重柔韧性与身体控制的精度，游泳的结果由秒表直接给出。人才因此可以在比赛之外，凭测试和训练观察，被较早、较低成本地筛选出来。

足球则完全不同。一个十岁的孩子，将来能否在职业足球中立足，几乎无法通过体能和运动测试回答，速度快、身体强壮、颠球出色都不代表能踢好球。足球人才是在持续比赛中被不断识别、筛选和塑造的。顶级俱乐部挑一名青年球员，球探可能要跟踪观察几个赛季、几十上百场真实比赛。

一个球员能否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能否在身体对抗和比分压力下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否与队友形成默契的配合，这些真正决定他能否成才的东西，只能在真实对抗中被观察和判断。即便如此，球探判断的准确度还是不高，每一个最终成为甲级联赛球员的身后，都有无数个在多层筛选中被淘汰的球员。

对于集体球类项目，球员个人对球队整体表现的贡献也很不好测量，这是经济学中“团队生产”的贡献归因问题，而足球的测量难度又格外突出，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得分极低。一场篮球比赛通常有上百次得分，个人的得分、助攻、篮板可以逐次记录并直接归到具体球员身上，庞大的样本量足以把统计上的偶然性平均掉。

而一场足球比赛的进球常常只有一两个，甚至颗粒无收，一名前腰或后腰整场没有直接参与进球，并不代表他表现不佳，他可能完成了多次改变比赛节奏的传球，化解了对方多次进攻，这些贡献都不会在比分或技术统计里留下清晰的痕迹。足球的进球是十一名球员共同生产出来的结果，把这种联合产出拆解、归因到某一个球员身上，非常困难。所以可以说，足球属于人才测量成本最高的一类运动项目。

足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高度依赖球员密度

由于测量成本高，球员密度对足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就至为关键。在足球运动上，14亿人口不是优势，球员密度高才是优势。

足球领域存在经济学所讲的“集聚效应”：球员密度越高，意味着一个地区踢球的孩子越多，球队越多，比赛越多，球探越多，教练市场越大，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成长又反过来吸引更多孩子进入这个生态。与此相反，精英训练营与重点足球学校做的，是把资源反复投入在同一批早已被选中的极少数孩子身上，而足球人才恰恰需要在更大的参与基数与持续的比赛中才可能被发现。他们的很多技术、意识和比赛阅读能力，不是教练教出来的，而是在与大量优秀球员的对抗中练成的。用训练强度替代参与密度，在足球领域很难成功。

密度重要，还有一层原因：足球选材不是一次考试，而是一个反复筛选的过程。十岁时被看中的孩子，进入更高强度的对抗后还会不断被重新评价；十岁时没被看中的孩子，也可能因为发育较晚、位置变化或比赛理解提升，后来才显出优势。因此，密度不能只在起点上高，还要在各个年龄段都有足够多认真踢球的孩子。而中国走青训路线的孩子，12岁后人数就断崖式下降。

中国参与体操、跳水、举重、射击的人数远少于踢球的人数，但照样能拿世界冠军，因为这些项目核心才能的测量成本低，早期选材加集中培养的模式可以有效运转。足球人才的测量成本极高，能力只能在大量真实比赛中被观察和衡量，而大量真实比赛需要足够高的参与密度作为前提。这就是同一套体制能在大多数奥运项目上造就世界冠军，却在足球上长期困顿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踢球的孩子这么少：文化传统与体制

中国的球员密度之所以如此之低，一个难以回避的历史原因是缺乏现代足球的文化传统。在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巴西等国家，足球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中国，足球始终是一个需要主动选择的项目，全社会自然不会在足球上投入很多资源，踢球的孩子、教练和球场也就少。

制约中国足球参与密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踢球对中国家庭来说机会成本太高了。在中国，高考是大多数普通家庭最可依赖的上升路径，而职业足球的成功概率极低，孩子每周多踢几小时球，就少学校几小时文化课。足球道路一旦走不通，能否回归教育轨道，是家长必须权衡的现实风险。

此外，体育与教育相割裂的体制限制了家庭的选择空间：一个孩子若想认真踢球，可以走校园足球路线，但比赛频次有限，很难达到较高水平，到了升学关键期，能坚持训练和比赛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条路是进入体校或俱乐部青训梯队，强度和比赛质量更有保障，但代价是脱离正常教育轨道，一旦踢不出来便难以回头。中间缺少同样没有现代足球传统的日本、韩国那种将校园联赛、社区俱乐部与职业体系相互打通的成长通道，家庭难以找到两条腿走路的可行路径。

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资源，针对明确目标，在有限时间内产生可量化的结果，这对测量成本较低的奥运项目非常适用。但足球人才发现的先决条件，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较高球员密度的基层比赛生态，这是行政命令无法直接创造出来的。

中国足球有希望但没捷径

如果本文的分析成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足球运动的参与密度，首先就是要降低家庭让孩子踢球的机会成本：让校园联赛在正常课程框架内得到制度性保障，让踢球受伤有完善的保险覆盖，让走了足球路线的孩子仍然能够顺利回到教育轨道。其次，是从区县层级起建立稳定的分年龄、分水平联赛，让人才在持续竞争中自然浮现。

由于参与密度的重要性大于参与总人数，可以考虑在某个直辖市或者某个省（如上海、江苏或广东）做长期改革试点，在资金和教练资源上有所倾斜。选择省级单位，是因为足球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体育与教育相割裂——本身就是一个省级权限问题：学籍管理、综合素质评价标准、教育经费统筹都是在省一级制定和执行的，也只有在这个层级，才能把校园足球和高考、学籍这些环节真正打通。

中国足球要走进世界杯，没有什么捷径，只能在长期稳定的积累中，逐步形成一个能让更多孩子长期踢球、持续比赛、反复筛选，并在踢不出来时仍能回到正常教育轨道的足球生态。

（作者：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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