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企业的开复工时间推迟，劳动者返岗时间交错进行。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行业企业缺工明显，部分招聘活动暂时性推迟……在此其中，就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

疫情发生后，就业组织形式更加灵活，新就业形态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散，传统就业形式被更快地取代。2003年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就业仍以传统的工厂制模式为主，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对就业组织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远程办公、非现场作业已成为可能。此次疫情充分展示了这种灵活的就业组织形式的优势。如果说，过去新就业形态主要集中于网络主播、网红经济、滴滴专车、代购、外卖等消费领域的话，那么此次疫情加速了它向生产领域的延伸。

新就业形态的扩张或者说是急速蔓延，带动了专家领域对于就业规则的深入思考。以共享员工为例，以往主体责任明确的劳动关系被一分为二，劳动者并不在这段关系中提供劳动，而是为另一家企业服务，那么另一段究竟是属于劳务关系还是非全日制用工？正如邱婕所分析得那样，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中提供的灵活用工政策并无法适用。缺少法律条款的支撑，输出、输入企业雇主的责任就可能不明，进而产生用人、用工风险，一系列因法律关系明确导致的争议将难以避免。与此雷同的问题还包括远程办公的绩效考核、情感劳动的职业伤害等。

毫无疑问，新就业形态为化解疫情冲击提供了缓冲空间，让劳动力市场不会遭受太大打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见，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新就业形态可能是破解传统就业难的一个出口。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作用的灵活就业形式亦可能成为常态或者趋势，保留下来，届时，缺少系统化劳动规则的约束，没有统筹资金、技术、技能培养的政策体系支持，将成为推动新就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