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岸系某安保公司的员工，疫情期间，其被安排到驻点医院从事安保任务。2020年6月，朱岸收到公司的解除用工关系通知，理由是他在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不仅被驻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投诉，还认为其负责的测量体温工作只是“走形式”，一再违纪、屡教不改。

朱岸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未获仲裁支持。朱岸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安保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照片、谈话录音及仲裁、诉讼期间朱岸的自述可以证实，朱岸在职期间确实存在安保公司所称的违纪行为，故不支持朱岸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

朱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之事实，朱岸被公司安排在人员流动量大、疫情防控任务重的医院从事保安工作，本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及驻点医院的要求审慎履行安保职责，疫情期间更应服从大局，听从工作指令，积极防控。

从公司提供的勤务督查单、监控视频、照片、录音及书面整理资料等证据可以看出，朱岸不仅存在上班时间违反着装规定在医院办公场所脱岗闲晃、上班迟到、违规充电等违纪行为，且于工作时间在预检分诊岗位上睡觉，还存在未完成站岗工作、不服从工作安排等行为。另朱岸自认为站岗保安对来院人员测量体温等防疫措施只是“走个形式”，对于医院下达的指令和要求认为“可以不执行”，其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上均存不当。

上海一中院认为，公司主张朱岸的上述违纪行为构成《员工奖惩暂行规定》中“不服从工作安排，造成较大影响的，将予以辞退处理”以及“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性质严重的，将予以辞退处理”之情形，可以成立。

法院遂维持原判，对朱岸主张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