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认为分包公司拖欠8位农民工96万余元工资，且一拖多年；一方认为这8位农民工“来历不清”，关系复杂。各执一词的欠薪“罗生门”牵出了建筑工地的管理顽疾。

近日，投诉人潘某向本报反映：2016年至2017年期间，包括她在内共有8名农民工在上海一工地务工时，遭遇了工资拖欠问题，且自项目完工至今，仍未收到96万余元的拖欠工资。

“我和我老公是经人介绍，到汪某工地打工的。工作有一年半之久，他一直没有付过我们工资，工地上有其他工人都陆续收到了欠薪，但仍有8人被拖欠96万余元。”投诉人潘某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

据潘某表示，双方从没签过劳动合同，96万余元的数额是根据2016年至2017年间，这8位农民工在该工地工作时签署的“工资考勤”记录表计算得出的。

潘某向记者提供了其中6人的“工资考勤”记录。记录显示：这6名农民工2016年7月进入工地，相继于2017年10月至12月离开；1人日均工资134元，其余5人日均工资都在300元以上；除2016年7月和2017年1月、2月，6位农民工每月工作天数均为30天……在每张考勤表下方，都有汪某的签名。当记者问及潘某是否真的像考勤表所示，一个月工作30天时，潘某回答：“都在这里（打工），没有周末。”

潘某告诉记者：“我们是基层工人，以前也是打工的，偶尔做点装修活，从没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项目上到处都有总包公司的名号，汪某招了我们，我们就以为他是总包公司代表，但后来讨薪才知，他是分包方负责人。”

潘某说，2017年第一次找汪某讨薪的农民工有几十人，拖欠的工资还要多。汪某给出的答复是，只要自己拿到总包公司款项，就会跟他们结。潘某向记者出示了一张汪某亲手所写的“欠条”。在这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的“欠条”上写着：“今欠潘某丈夫所有工人工资合计2220000元整。”下方欠款人为汪某。

“尽管有欠条，可汪某没兑现承诺。”潘某说：“2017年底，我就开始投诉。2018年初，总包公司参与了协调。”潘某将另一份汪某手写的“付款计划”放在记者面前：“2018年1月14日支付人民币拾万元，2018年2月10日支付潘某丈夫工程款壹佰万元，剩下尾款在工程完成后一次付清。”至于“付款计划”首笔110万元款项为何会是“工程款”，在记者追问下，潘某表示自己也“说不清”。

2018年2月14日，潘某个人账户收到110万元打款。当记者问及这110万元的最终去向时，潘某说：“110万元先支付给了部分农民工，他们（农民工）都是委托我的。”但具体分配情况，潘某并未向记者提供任何证据。

3年过去了，后续再无款项进入。今年3月，潘某等人便再次前往总包公司交涉，提交了剩余8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明细单。“可书记却回复我们，这份清单得汪某确认后才有效。”潘某拿着欠条和付款计划说：“难道这些就不作数了吗？我现在的诉求是尽快要回拖欠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