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来自江苏的张女士向本报反映,她的儿子小朱在今年夏天一人远赴上海,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增加社会阅历。然而,辛苦工作一个月,“晒得黑漆漆的,一天就吃一顿饭”,到头来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要倒贴钱——站点以单量不达标、提前点送达、服装抽检不合格等理由予以扣款,到手工资为-114元。除此之外,租车费、住宿费、通讯费以及保温箱、工作服、头盔等装备等开支全部由骑手自行承担,自付成本约1500元。9月至今,张女士为了给儿子讨一个说法,多次与平台客服反馈,拨打市场监管、劳动监察等政务平台电话反映问题,但均被告知管不了,维权遭遇困境。
记者调查
签的是合作协议
却受站点管理
今年6月,参加完高考的小朱决定前往上海找一份暑假工。他通过一家生活服务平台,在线上与上海铭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主管龚女士取得联系,后于6月15日入职浦东新区航头镇沈庄村沈杜公路118号的一处外卖站点。从张女士向记者提供的工资明细可见,骑手属性一栏载明小朱为全职。
张女士说,她的儿子日常受到站点陈站长的管理。一份小朱与陈站长的聊天显示,小朱曾多次向陈站长发送“哥,单量太少了”“哥,单量能调大一点吗”等消息,请求陈站长调大单量,才得到站长“你背单调成3了”的回复。记者从业内人士获悉,背单的意思为骑手一次性接单上限,越成熟的骑手背单越多,新手骑手背单较少。此外,陈站长还因为站点“电联率”全上海倒数第一,要求小朱送达后除了要拍照,还要向顾客发送信息,以此提高有效电联单数量。
令张女士不解的是,无论是平台用工主体,抑或是陈站长所在的平台合作企业,均未与小朱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小朱人在上海入职,却被要求扫描站点提供的一张二维码,与远在河南的安阳华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线签约《服务协议》。协议里,小朱看似只与安阳华蓝这一家公司签署协议,但实际上是“一对多”。协议写明,公司方简称“我们”,可能包含多家有资质的合作企业。简而言之,安阳华蓝是灵活用工总分包服务提供商。小朱真正的“东家”,是位于浙江的义乌速达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还发现,《服务协议》的首页用了黑色加粗的字体写明“双方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不构成任何雇佣、劳动、劳务关系”等提示。
应发工资1737.5元
到手工资-114元
6月15日至7月15日这一个月,小朱跑了338单,应发工资1737.5元,但违规扣款和工资代扣两栏累计数额达1851.33元,最终到手工资约为-114元。
首先来看违规扣款。从小朱提供的两个月工资明细来看,他6月和7月有单出勤天数为15天,有效出勤天数仅为8天,累计排班未达成次数为34次,扣款700元。一名骑手透露,天数不一致的原因是统计口径不同。骑手当天达到平台要求的最低单量和上线时长,才能算有效出勤天数。张女士对记者说,小朱入职时,陈站长未告知其每月应该完成的工作量,“反正就是他单量不够,跑单中有提醒过孩子”,但到底差多少不得而知。刨去扣款大头,小朱又因提前点送达和抽检不合格,各被扣款200元。
其次是工资代扣。张女士说,她的儿子第一次跑外卖,要自费购买服装、保温箱等装备。同时,小朱在上海没有居住地,只能住在站点提供的宿舍里。因此,在他两个月的工资明细中,房租水电累计被代扣453元,预支工资105.9元,预支工资手续费5.3元。此外,还有服务费、保险费等杂费共计187.13元。“预支工资是为了买工作服,孩子刚入职就因抽检没穿工服被扣了钱。”张女士解释道。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款项中,租车钱尤为混乱,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孩子在七月中旬发现自己工资被扣光时,找站点和中介询问情况,陈站长解释是代扣了租车钱,可租车的钱明明是孩子自己付的。”张女士称,站点对于小朱重复扣款的质疑,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后续又表示是各项不达标扣款所致。“像这样出尔反尔的事情特别多,一开始说好车租、房租可报销,孩子真去找他们后,又改口说只针对长期工,干满三个月才可免一个月的租金。”
遭遇“踢皮球”
投诉举步维艰
“一开始都不知道告谁,我折腾了快两个月才搞清楚他们的关系。”张女士称,“因为这个事,孩子心理受打击很大。”为了给孩子讨一个公道,她多次向陈站长及平台客服反馈。站长回复,“都是平台扣的,我们也没办法”,是公司拉的大数据,只能帮你申诉。平台客服则回复,“我们协调了,站点态度是依据公司规定扣款”。有意思的是,平台客服告诉张女士,安阳华蓝是其合作企业,但安阳华蓝却辩称其只是帮义乌速达代发工资、代申报个税,义乌速达才是真正与平台合作的企业。
眼见平台和站点互相“踢皮球”,张女士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得到的回复为“找不到人,怀疑换地方了”。后续,张女士又向上海、安阳和义乌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让其向公司属地市监部门投诉。安阳林州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异地经营”投诉回复称,未发现当事人在登记住所以外场地开展经营活动,举报不成立。义乌市场监管部门同样答复未发现违法行为,“上海本地有配送的公司”,不予立案,劳工纠纷建议向当地营保局投诉举报。张女士说,义乌市场监管部门的短信回复中提及的本地公司——上海彩携物流有限公司,她和小朱从未听过。
“签合同是灵活用工,发工资又按全职考核,这不合理。”张女士称,她从没想过要回全部工资,只想通过她儿子的遭遇,提醒初入社会的孩子多长一个心眼,不要上当受骗。也希望平台企业能切实担起责任,监督管理好他们的合作商。
平台回复
补发劳动者劳动报酬
记者将张女士反映的情况,反馈给涉事平台。涉事平台公共事务部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已督促信访投诉部门会办。11月3日,该平台向记者回应称,物流商已与小朱协商沟通,将于本月25日向其补发561.6元劳动报酬。
11月16日上午,张女士向记者反映,收到平台转给其的打款,共计1700元整。她同时向记者表示了感谢。
专家观点
明确监管范围
规范合作企业用工
“小朱并不是个例,他的遭遇反映出当前十分突出的新业态多层外包的避责乱象。”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亦团律师表示,两者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不能光看协议的名称,要看用工主体是否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比如打卡、开晨会、排班、派单、考核扣款,如果符合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的特征,可能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反之不构成劳动关系。他表示,正在征求意见的《新就业形态拉动这权益保障办法》(下称办法)第三十四至三十六条,对平台监督责任与用工责任穿透进行了详细规定,针对性非常强,明确了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未履行监督义务的,平台与合作企业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这意味着平台必须对外包服务商、劳务派遣公司等合作方开展资质审查和常态化监督,堵住了平台企业用合作关系规避劳动关系的漏洞。”
谢亦团指出,小朱另一大维权难点,是平台合作企业跨区域拆分签约、代发工资,人为制造维权主体识别与管辖障碍。“异地签约导致这类小额欠薪维权成本过高、多部门之间管辖推诿。”他认为,当前,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尚待建设,他希望,征求意见稿能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范围,消灭其“踢皮球”的灰色空间,同时打通劳动者简易维权通道,严查假外包真用工,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让守法成为常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郭飞指出,平台和合作企业将经营所需装备、租车等成本转嫁给骑手,甚至出现工资倒扣为负数,明显不合理。“即将出台的办法,对算法歧视、劳动报酬等进行了明确,特别是第十二条,是对上位法《劳动法》最低工资制度的细化延伸,平台企业应当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的合理成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长期从事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研究的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邱婕指出,一直以来,平台企业常常以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等方式,淡化劳动关系,规避用工主体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一开始都不知道告谁”的困惑源头。令人欣喜的是,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禁止平台企业规避用工责任,明确平台企业通过第三方为骑手等提供代发工资、代缴税费等服务,不改变企业应承担的用工责任,平台企业也不得通过转包、分包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但是,办法通篇没有明确,平台及合作企业违反三十六条有什么后果,“建议办法能增加一个相应的处罚条款,且要加大对平台企业及负责人违法处罚力度,确保办法施行后能让基层有效执行。同时,还要着力解决执法不严格的问题,形成有力法律震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