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作为全国工业重镇，曾长期处于日军控制与经济掠夺之下。面对日寇的军事管控、物资强征，以及资本家的双重剥削，上海的工人阶级并未妥协。他们结合不同阶段的局势，先后以罢工、生产破坏、物资支援及权益争取等形式展开抗争，成为上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工人力量。
反日大罢工波涛汹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工人阶级举起反日旗帜。9月24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大罢工，电车、丝厂、纱厂等行业数十万工人停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失地”等口号。与此同时，23家日商纱厂的工人成立“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号召广大工人不替日本资本家做工，女工们也纷纷罢工退厂。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反抗浪潮更如怒涛般席卷沪上。1月29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出“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次日便得到沪西丰田、日华、喜和、内外棉等17家日商纱厂4万名工人的响应。这也是此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反日大罢工。
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是参与总罢工领导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十分关心沪西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工人进行一次政治训练，给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2月中旬，刘少奇主持成立了上海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沪西罢工工人纷纷加入，并成为工人反日会的骨干力量，同时也使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936年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民心激荡。当年全市罢工事件约110次，创192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期间爆发的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抗日的雄厚力量。1936年2月，全总白区执行局和上海工会联合会成立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8月1日，根据中央对白区职工运动的部署，作为公开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机构，上海工人救国会成立。11月，委员会领导4万多名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罢工坚持二十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11月份起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这次大罢工打破了大革命以来罢工斗争屡遭失败的压抑、沉闷局面，对全国工人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巧施妙计的隐秘抗争
上海全面沦陷后，暗潮汹涌：白色恐怖笼罩街头，特务暗杀与搜捕成为常态，大量工厂被封闭、接管，工人失业潮汹涌而至。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对救亡运动不断压制，刊物被封、团体被禁，民众在压抑中煎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隐身”的红色种子悄然扎根，在工厂、码头、街道里悄悄发芽。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各界进步职工纷纷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组成各类救亡团体。1938年1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正式在租界中成立，其前身即1936年建立的“工人救国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上海工人救亡团体，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带领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积蓄力量，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协会迅速行动起来，首先便是办刊——出版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劳动》，很快更名为《朋友》《生活通讯》。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策略；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树立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念；揭露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反对汉奸以组织伪工会来分化工人队伍的企图；引导职工群众为改善生活，正确地进行斗争；介绍苏联人民的斗争和生活，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刊物还通过刊登职工自己撰写的通讯、来信、文章，进行交流和自我教育。
印刷所使用的，是最基本的蜡纸、手摇油印机，每期仅印几千份，却在车间饭厅、码头驳船、弄堂书摊间辗转流传。主编沈以行、韩述之等人常说，要“像写家信一样”去写稿。读者中不乏识字不多的普通工人，他们从中读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布、铁、汽油，最后成了侵略者的军需？为什么做工的我们吃不好、穿不暖，还要替敌人加班？”
与此同时，后方的募捐、义卖、义演也成为那时几乎每家工厂的“课外活动”。工人集体捐出零用钱、衣物，组织演出募集资金。
工人“磨洋工”展开抵抗
进入抗战中后期，日寇“军事接管”上海大量工厂，纱厂被要求生产军用布匹，船厂造战舰，铁厂制弹壳，电话公司调度通信线路。上海工人以“拖”（拖生产后腿）、“磨”（磨洋工）、“逃”（逃警报）等怠工手段，拖延日军军火、军需生产进度。
“你来我做，你走我停。”这句看似懒散的暗语，在工厂里广为流传。只要日籍领班一离开，机器便被悄悄停下；一旦有风声传来，工人立刻启动机器假装忙碌。织布工人调松齿轮，织出不合格的布匹；铆工打错孔，导致船体结构变形。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一艘火车渡轮刚下水便渗水变形，被迫返工。
在军火厂，工人们挑选砂眼弹壳加工，削短撞针，造成大批步枪哑火，还有人将重要零件私藏，设法送往根据地。不仅如此，上海铁路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用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在运输煤炭时，将煤沿途铲下，让老百姓捡去当燃料；机务和检车工人夜班时把日本工头灌醉，轮流破坏重要器材；装卸工在运输粮食、汽油时，把米袋割破，打开汽油盖，让粮食、汽油在运输中漏光。
进入1944年冬天，美国飞机开始轰炸上海的日军重要军事设施，江南造船所成为主要目标。为了不影响军工生产，美机来袭时，日本侵略者竟关上江南造船所铁门，不准工人出厂。中共地下党决定展开一场“逃警报”斗争，立即得到工人们及其家属的一致拥护。只要美机一来、警报一响，一些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带领工人群众冲出工场，一路上还齐声高喊：“逃警报啦，厂里危险，大家向厂外奔啊！”面对日本兵的刺刀和鸣枪警告，共产党员带领工人群众全然不顾，他们冲倒围墙，如溃堤之水，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日本人倒是被炸死不少。几次“逃警报”之后，日本人不得不同意工人们的要求，有警报时大开四门，让工人们跑出厂区。
1940年以后，随着局势恶化，工人救亡协会这一名称也转入隐蔽，转而以“俱乐部”“互助社”“文化联谊会”等名义举办活动。随着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于次年更名为“工人协会”。此后，该协会继续肩负起政治启蒙与组织动员的使命，为迎接上海解放积极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