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山路位于静安区，长400米，1917年始筑，命名为香山路。1947年改名象山路。1980年因与香山路近音，以浙江临山改今名。临山路两侧多为住宅。但其中却有两家工厂，厂史并不长，但分别在中共党史以及民族工业史上留有不朽痕迹。另有一处“微小企业”如今更是大名鼎鼎。

党的首家印刷厂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创建初期。那时候，党并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大部分的文件主要靠油印发行，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则由较为进步的印刷厂代为印刷。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尤其是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人民群众对革命思想的渴求，让启蒙文件和书刊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开办自己的印刷厂迫在眉睫。其实，早在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党团联合组成中央出版委员会。在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了以上海书店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全国革命书刊的发行网，这也为印刷厂的成立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华印刷所”，这是中共第一家秘密印刷机构。当时，在上海负责出版发行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徐梅坤和上海印刷工会的郑复他，推荐印刷工人倪忧天负责筹建。接到任务后，倪忧天立刻召集了几位党团员和年轻、进步的印刷工人来到上海，参与筹建工作。因倪忧天曾与上海闸北明精印刷机器厂和一家铸字厂有过交往，再通过几番考察，印刷所最后选定在北火车站附近的香山路香兴里（今宝昌路临山路口附近），一幢一正两厢三开间的旧式石库门房子里。此地偏僻，不易引人关注。

为防不测，未雨绸缪，印刷厂同时挂上了“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两块牌子。崇文堂印务局由上海书店的领导人毛泽民、徐白民、徐梅坤三位负责。名义上崇文堂印务局对外营业，国华印刷所只是其特约加工印刷厂。印刷所的工场间设在居室内；崇文堂印务局则在国华印刷所内放置一张办公桌，用来处理日常业务，并单独建立账册，对外收取账款、开具发票全由崇文堂办理。如此一来，一旦发生问题，崇文堂印务局会出面承担责任，国华印刷所则可以免责，从而争取保全印刷所财产和不连累职工。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但地下印刷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在党的红色秘密设施里，印刷所其实是最难隐藏的部门：一来印刷机器声音很响，非常容易引起外界怀疑；二是很难迅速转移笨重机器和大量印刷品。即便如此，国华印刷所仍如火如荼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开工时所里的设备只有1部对开机、1部脚踏圆盘机、1副老五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铅字等。印刷所老板是倪忧天，陈豪千负责排字房工作，徐梅坤负责印刷车间工作。印刷所人员并不多，但这群热血青年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革命话题和燃不尽的学习精神。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可以最先接触革命文件和书刊作者的手稿。更令这些青年人兴奋的是，还能不时地接触到一般人很难见到的党团中央领导人，如陈独秀为修改和核对自己的手稿，不时到印刷所里来，当时全所的人都对陈独秀怀有崇敬的心情，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还有《中国青年》的编辑恽代英、《向导》周刊的编辑郑超麟等，为排印和对样稿也经常来印刷所。

铅字点燃燎原之火。倪忧天等印务人员负有特殊使命，他们辛劳忙碌的身影，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伴随着时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正是因为倪忧天等印务人员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使得“刊物与传单是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口中吐出来，成捆地运送”；使得革命思想与情绪“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地播种”。当时上海正处于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之中，“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国华印刷所配合形势，快马加鞭地刊发各种书刊文件，特别是时间性很强、被反动当局公开查禁的印件。同时，全体人员还要确保印刷所的安全，每次下班，所里都会派专人做好准备，防止和应付反动军警的骚扰破坏。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1925年9月，交通员沈选庭如往常一般行走在送党内文件校样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途中，遭遇洋巡捕临检搜身。此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转身就跑，钻进左侧这条弄堂；要么伺机把藏于长袍之下的稿件扔进弄堂，越远越好。可假如要跑，一不知弄堂深浅，通往何处，是否死路；二是十步开外的那两名洋巡捕身背长枪，若尾追进来，仍难以逃脱。沈选庭最终选择了后者，将稿件取出，趁洋巡捕视线旁移之际用力扔进了弄堂深处。

尽管交通员安全脱身，未暴露身份，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倪忧天、陈豪千，深知印刷所的重要性，为了预防万一被查抄，决定立即停工，尽快将印刷所搬离香山路，且最好离北火车站远一点。倪忧天还准备向毛泽民建议，把印刷所一分为二，一个负责排、印、制型和制本的综合业务；另一个承担专业浇版和印刷，这样，即使一处暴露停转，另一处仍可继续生产。

是年10月，由毛齐华主持拆卸全部设备，转移至别处。国华印刷所自创办到停办只有短短的5个月，却犹如黑暗中一点星火，点燃了红色启蒙的火苗。它先后承印了五卅运动宣传品、上海总工会的小册子、马列主义书籍、各种传单、公告和党内刊物等，其中有《向导》《向导丛书》《中国青年》《平民课本》《新社会观》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如今，国华印刷所的旧址虽已不复存在，其功绩却成为永远矗立于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中央领导人秘密办公地点

其实在香山路（现在的临山路），还有一家微小企业更有名气。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原在广州办公，但考虑到广州那时地处一隅、交通不便，于是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时任中央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经过仔细考察，发现香山路与公兴路交叉地的三曾里（现在的临山路202号至204号），弄堂内仅一幢两楼两底层的石库门房子，分3个门牌号，住户多为普通居民和工人，便于党组织的隐蔽，且离北火车站很近，交通方便，便租借下来，作为中共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1923年7月至1924年9月间，中央局5名成员，除了谭平山留驻广东外，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和罗章龙均先后在此办公。

三曾里既是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们集体商议党内外大事和办公的重要场所，也是革命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住着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及他们的家人，大大小小共十几口人，对外则称是一家人，向警予系户主。为了保密，还在大门口挂块“关捐行（帮人填写外文表格到海关去保税的中介）”招牌，用作掩护。

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在三曾里居住了近3个月。1932年，三曾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炮火炸毁。

香亚玉兰霜闻名一时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懂得化妆。我国古代的化妆品分四类：“粉”“脂”“黛”“香”。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宋代，还出现了专卖化妆品的店铺。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将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带入中国。洋货也在大城市随处可见，洋灯、洋火、洋车、洋布逐渐走向市场、走进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西式化妆品作为洋货的一种，虽然价格不菲，但对有消费能力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彰显身份的物件，因而很快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大城市的上流社会流行起来，进口化妆品销量持续增长。

面对外国品牌化妆品的横冲直撞，主张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进军化妆品行业。近代上海民族化妆品业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兴起了一批新式的机制化妆品企业，其中广生行、中国化学工业社、家庭工业社及香亚公司最具代表性。

上海香亚公司化妆品厂系我国近代一家著名的化妆品生产企业，由旅美华侨、实业家陈翊周一手创办。陈翊周曾在美国旧金山等沿海地区主要从事茶叶销售，兼做日用化妆品生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陈翊周耳闻目睹国内广大民众几番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爱国反帝高潮，心灵受到极大触动。鉴于当时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在国内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复鼓动和推荐下，最终经过多方的准备及有关同行的关心协助，于1919年底，陈翊周毅然决定将原来开办在旧金山的化妆品厂，一次性迁回上海。又经过比较，选择在低价较为低廉的闸北工业区香山路落脚。

香亚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玉兰霜、芝兰霜、牙粉和香粉等各类化妆品。该厂最先申请注册使用的产品商标是“金钟”牌。由于陈翊周久居海外，对产品品牌相当重视，所以专门请人精心设计了“金钟”牌商标图案。以整个“金钟”牌商标图案来看，中间是两个合并在一起的汉字“香亚”，外形图案则是一口非常醒目的金黄色大钟。此处的大钟具有多种含义：一是工厂创办者陈翊周要以“金钟”作为警钟，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艰难创业的历史；二是“金钟”寓意忧国忧民，时刻不忘记自己的天职。因为工厂创办之初，正是中华民族处在一个民族危机加深、海外华侨深受帝国主义欺压日益深重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救亡运动和爱国反帝浪潮又一次高涨的时刻；三是陈翊周认为既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就得关注中华民族的存亡，要把拯救国家民族危亡视为己任；四是将“香亚”两字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以此作为“金钟”的一种装饰花纹，与商标图案的大钟外形完全吻合。因此，“金钟”牌商标既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情怀，又有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牢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作用。

由于“金钟”牌香亚玉兰霜等化妆品质量上佳，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市场上香亚公司化妆品厂生产的化妆品种类最多，影响力也最大，同永和公司生产的“月里嫦娥”牌嫦娥霜、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蝶霜以及上海先施化妆品公司生产的“老虎”牌白玉兰霜等，一度成为上海化妆品行业中的王牌产品，闻名于国内外化妆品市场。

抗战前，陈翊周一心二用，除了负责香亚公司化妆品生产经营之外，还在老本行茶叶外贸出口方面充分发挥其独有的聪明才干，不仅茶叶外贸生意兴隆，且应邀担任上海洋庄茶叶同业公会主席一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战火便迅速蔓延至上海、杭州等地。“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日军飞机大肆轰炸闸北工业区，上海民族工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闸北包括香亚公司化妆品厂在内的大量华商企业的生产厂房和加工设备，均被日军飞机炸毁，工厂生产全部中断。原先一直生产经营挺顺利的企业，就这样被迫停产。陈翊周无力回天，只能放弃“金钟”牌玉兰霜、芝兰霜的生产，转而主要从事茶叶出口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