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联系上总包公司项目部书记，获悉关于农民工讨薪的另一些细节。

关于仍有8名农民工被拖欠96万余元的说法，总包公司项目部书记说：“2018年春节前，总包公司便已支付110万元工程款给潘某，另有77万元农民工工资直接发到农民工手中。当时因有8人劳动关系无法核实，就未纳入工资发放的农民工名单，总共付款金额为187万元。”

书记表示，2018年初，总包公司了解到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后，第一时间就组织专人接待投诉者，并约请汪某共同参与协调。在2018年1月9日的面谈中，三方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2月10日前支付潘某丈夫110万元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后由总包公司支付，另一家分包公司转账，实际收款人为潘某），项目完工后再支付剩余款项，并由汪某写下付款计划；第二，潘某提供农民工工资明细，经总包、分包审核无误后，由总包公司全额支付拖欠工资。书记补充道： “期间，我们收到了16名农民工工资明细，实际存在欠薪问题的农民工只有8人，总计拖欠工资77万余元。”

由于临近春节，在支付77万元欠薪的同时，总包公司还对其中3名从外地赶来的农民工进行了人均500元的额外补贴。“这些补贴，也有签收明细。”书记说。

在总包公司帮助下，本次欠薪问题的关键人物——分包公司负责人汪某，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根据汪某描述，他负责的分包公司2016年曾向潘某丈夫支付过一笔68万元工程款，同时还为20余名农民工结清过40万元工资。

汪某表示：“我没欠这8个人工资！严格来讲，潘某丈夫其实是我的分包（商），我们只约定按行规‘道面破除’一米多少价格来结算工程款，工人他找的，工资由他付。”汪某继续解释：“2016年底，我给潘某丈夫68万元，有转账记录。我认为（这些钱）应该足够他发工资和购买材料了。”

汪某告诉记者，除了68万元工程款，他还付过另外一笔40万元的农民工工资。2017年3、4月间，潘某丈夫向他提出要涨价，汪某没有接受，苦于暂时无法找到工人替代，汪某主动表示：工人继续工作不要停，之后工资由他来发。

汪某说，这40万元正是2017年5月潘某丈夫退出项目后，他直接给项目上20余位农民工结清的工资（2017年初至2017年5月）。可同时汪某也颇为无奈：“因为当初支付的这40万元都是现金，签收单据找不到了。”

当记者问及，为何他会在2017年结清农民工工资后，仍给潘某写下222万元工人工资欠条时，汪某承认欠条确是他写，但不是工人工资，是工程款，欠条写下的时间也并非2017年，而是2018年。汪某说：“当时，我的公司还在结算期，潘某等人找到我，给我列了一份明细，提出仍有380余万工程款（2016年-2017年）没结清，除去一些由我支付的费用后，剩下的刚好是222万元。”汪某自称一时糊涂，甚至没有仔细看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工程费：“潘某等让我不要把（工程款）明细列太细，笼统写成工人工资最方便，我就信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