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美团纷纷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时，仍有不少其他平台的骑手以“自由职业者”身份经历着权益的“裸奔”。近期，上海一生鲜平台配送员章先生（化名）因送货途中摔伤，却因一纸“自由职业者协议”陷入维权困境——平台称其属于第三方外包公司，和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关系，拒绝为其申请认定工伤，保险理赔也遭拒。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外卖、生鲜行业普遍采用“第三方外包”+“自由职业者协议”模式，表面赋予劳动者“自由”，实则规避了社保缴纳等雇主责任，导致劳动者维权难度骤升，类似案例频发。

案例回顾

配送员工伤维权陷困境

“我明明是全职配送员，为什么不承认我是平台的员工？”近期，本报接到一起信访案件，上海某生鲜平台配送员章先生在一次送货途中摔伤致九级伤残，却因签下的一份“自由职业者协议”导致劳动关系被否定，陷入维权困境。涉事平台通过第三方公司规避劳动关系，导致劳动者无法认定工伤，保险理赔亦遭拒赔。

2024年7月，配送员章先生在送货下楼梯时摔伤，致肋骨骨折、腰椎断裂。章先生透露，他每天工作13.5小时，每月拿“底薪+提成”，没有社保，平日接受平台下辖门店的考勤管理及日常调度。其虽每日身着配送平台统一工服，自认“属于该平台的全职配送员”，但实际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只有一份与一家注册在外地省份的劳务公司间的《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协议一年一签，2021年我刚入职的时候（落款）是江西一家企业，2023年又换了江西另一家企业，发钱的账户名更是来自四五家不同省份的企业。”章先生说。

因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是《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其上载明“双方为合作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因此至今，章先生都不具备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他只能自行进行了司法伤残等级鉴定，鉴定结果为九级伤残。养伤期间，章先生被该平台强制注销工作账号，无法继续工作，且未获任何赔偿。“我又去找第三方公司，他们说帮我买了雇主责任险，但后来保险公司说保险合同的签约方与投保方不一致，拒绝理赔。”章先生无奈表示。

记者调查

“自由职业者协议”成“去劳动关系”手段

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通过调查、梳理近期发布的典型案例发现，外卖、生鲜行业普遍采用“第三方外包+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模式，表面上以“自由职业者”之名赋予配送员“自由之身”，事实上却抹去了劳动关系，引发多起劳动权益争议，常涉及劳动关系界定困难、工伤索赔主体不明等问题。

本报此前就有过报道，时年44岁的姚女士，自2019年起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的某快递企业分拣站工作，负责夜班分拣。她向记者提供的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显示，先后挂靠了5家不同公司，最新一份协议签约方为河南省某企业。姚女士称，分拣站从未为其缴纳社保，今年4月她因手术无法继续夜班，负责人直接认定她“自动离职”，未办理任何手续。“3万多元的医药费全自费，家里3个孩子，实在负担不起。”姚女士说。

无独有偶，上海法院2022年度一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也显示出由“自由职业者协议”引发的矛盾。2019年7月，徐某通过郎溪某服务外包公司以“自由职业者”身份为叮咚买菜九亭站配送货物，实际工作期间接受固定排班、系统派单等管理。8月13日，徐某在站点做木工时右脚受伤，外包公司仅支付1.5万元“服务费”后拒绝工伤赔偿。仲裁委及法院审理发现，尽管双方签订《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但徐某的工作性质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最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双方2019年7月5日至8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

记者在采访某劳务公司负责人时，他坦言，签订“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最开始是为了配合新业态经济下的灵活用工模式，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主体。但如今，存在被一些平台滥用的情况——只在协议上规定双方在法律层面属合作关系，事实上仍是传统劳动关系。如此一来，极易导致在劳动关系认定上出现纠纷时，劳动者可能因此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益。

专家观点

“自由职业者协议”不是规避责任的理由

本是伴随新经济现象出现的新型用工模式，却在实践中逐渐“走偏”，变成被部分企业利用、为自己规避用工责任风险的工具，法律人士指出，以“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为代表的这类“灵活用工”模式需加以规范。

“即便双方签署《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只要实际存在劳动管理，即可认定劳动关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以及最高法指导案例，协议名称并不能决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劳动关系的认定，核心在于从用工事实出发，判断是否存在支配性管理。具体而言，需遵循“从属性+要素式”的认定思路，综合考量平台实际用工中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工作量的自主决定权等要素，全面分析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在人格、经济、组织层面的从属性，以此加强对劳动管理程度的综合评估。

法律专家特别提醒，快递、外卖行业中存在诸多以“外包”为幌子，行“劳动管理”之实的情况，此类操作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定性为“隐蔽劳动关系”。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会采取“穿透式审查”方式，依据“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透过协议表象，将实际进行劳动管理的一方认定为用工主体，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定责任。

此外，《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明确规定：对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企业同样需履行公平就业、报酬支付、安全保护等责任。

专家建议，应当着重规范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严厉纠正企业通过订立民事合作协议规避用人单位义务、以“合作”之名逃避法定用工责任、“假外包真用工”以及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违法用工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除了容易模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外，还存在其他隐患。部分电商平台会利用该协议的灵活性，在履行过程中随意变更条款、拖欠报酬或单方面提前终止合作。而“自由职业者”往往因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面临维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