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报对陈云纪念馆进行寻访的过程中，陈云这位一生为工人阶级鼓与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领导工人运动开始的。但很多去过纪念馆的观众未必能够知晓，陈云曾经亲自参与修改当时出现问题的《劳动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保障广大产业工人的切身利益。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工人阶级的发展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副主任刘启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陈云领导工人运动历史，从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入，目的就是从不同角度、多个侧面展现他的这个一以贯之的品格。

四个“工人身份”深藏陈云的工运情结

2003年，刘启芳进入陈云纪念馆从事专职研究陈云生平业绩思想的工作，一直至今。刘启芳透露，一开始她从《陈云年谱》、《陈云文选》开始，了解陈云的成长经历和业绩思想、精神风范。之后，她收集并整理研究综述，了解并掌握陈云研究的最新动态。此外，她还整理口述历史和馆藏资料，增强对陈云形象的感性认识。

在多年的研究后，刘启芳对陈云和工人阶级关系的论述时提到了四个身份：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运动的领袖、工人利益的维护者、工运历史的讲述者。

刘启芳解释道，工人阶级代表和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来自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他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撰写了以“怀民”为笔名的一系列文章，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影响。

刘启芳把这些文章每一篇都进行了细读。她告诉记者，特别是1926年7月陈云撰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这篇文章，发表在《职工》第10期上。这篇文章也是《陈云文选》的开篇之作。“我反复读过很多次，这里面的重要观点也多次引用。”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提出了一个观点，给刘启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云肯定地说：“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但是，“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怎么办呢？陈云提出了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对策：已经觉悟的青年，要主动承担起责任，“到民间去”，组织、训练、指引农民走上革命轨道，工农共同奋斗取得革命的成功。

在苏区修改《劳动法》兼顾劳资双方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陈云在当时苏区其实只待了1年10个月的时间，但从史料记载看，陈云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成效显著，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刘启芳表示，对于这段历史，通过还原具体细节，讲述更多生动故事，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晓。

1933年初，鉴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1933年1月17日，陈云等人离开上海，前往苏区。1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进入苏区。在福建汀州，陈云召开工会干部座谈会，了解苏区主要行业工会的情况和工人运动的基本情况。陈云发现苏区工人在执行劳动法方面存在着“左”的错误。

他马上召集闽赣两省的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听取各地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特别是实施《劳动法》方面的情况，着重研究如何纠正实施《劳动法》中存在的“左”的偏向。了解到这些错误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修改《劳动法》中不切合实际的具体条款。

“如何进行修改？”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以及试点工作。陈云选择汀州一家京果业店铺（就是当时经营南北土特产糕饼、果子、粉条、香菇等的食品店）。陈云达到后，先找两个中共党员详细询问京果业的营业情况和上半年合同的执行情况，还有企业目前对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然后，他又连续三次召开党的支部会议，以党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对签订合同的领导。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陈云主持召开京果业工会支部全体会员大会，其他各业的工会支部也派代表参加，再次进行详细的解释、热烈的讨论，在大家一致通过合同条文的基础上，选出由五人组成的签订合同委员会，领导工人同各家店铺老板签订合同。

由于拟定出的合同条文符合京果业实际营业情况，既保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能为绝大多数雇主所接受，各店铺顺利地完成了签订新合同的工作。

制定《劳动保险条例草案》为产业工人队伍呕心沥血

刘启芳透露，陈云是工人阶级利益最忠实的维护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着工人的切身利益。新中国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工业萧条，生产设备被破坏，工人大量失业。因此，制定劳动保险条例成为恢复经济，解放生产力，巩固政权基础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条例》的制定与颁布凝聚着陈云的心血。在中央档案馆有关《条例》草案制定的历史档案中，有许多李立三就条例细节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往来回复的请示、批示和信函等内容。《条例》规定，劳动保险的各项费用，全部由实行劳动保险的各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对于工人、职员的疾病，不但负责治疗，而且发给工资补助金和救济金，直到病好能恢复工作。对因工负伤者，要负担其医药费、住院及住院膳食费，而且工资照发。对因工致残不能工作者，发给抚恤金。老了，要发养老金。死了，要发丧葬费和亲属抚恤金。对重劳动和有害健康的劳动，要提早养老。

这个条例于1951年3月1日起有重点地试行，以后在雇用一百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实行。《条例》正式颁布后，广大工人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当《条例》公布的消息传到各地后，工人们都争阅报纸，互相恭喜，有的还组织了腰鼓队到各车间报喜。

刘启芳说，作为共和国的掌柜，陈云手中掌握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他提出，可以资助“开办职工学校和职工训练班。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办工业大学或者工业专门学校。”除了培训班，陈云还提出要通过建立新工厂、专业人员带徒弟的方式方法来培养技师和技工。

鲜为人知的工会史讲述者历史文献展露端倪

在刘启芳看来，陈云的工运史讲述者的身份其实并不为人所知，但在一些历史史料中，他对于工运活动的记录和讲述都是生动和全面的。

刘在梳理和研究陈云与商务印书馆这段历史中深受启发。“陈云是一个非常重视记载历史、学习历史的一个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他多次强调青年人要学习历史。商务印书馆也非常注重对历史的记载和宣传，陈云作为当时工运活动的亲历者，也深受其影响。”

据悉，陈云担任全总党团书记期间，在三篇报告中提到商务印书馆。这主要体现在他在担任全总党团书记期间撰写的文章内。此外，在授课中也有描述。原上海总工会主席张祺曾回忆：1935年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时，陈云曾到他所在班级上课。谈起了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的具体细节。特别是商务党团、工会组织阵容之强，党、团员人数之多，在上海各产业中居于首位印象深刻。他还专门提到，大革命后，商务职工运动带有一些普遍性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