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工人之路》珍贵党史文献资料全国巡展上海首站，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拉开帷幕。《工人之路》重现天日，得益于2018年“起航·探寻初心——中共早期历史影像文献海外寻档媒体行动”。当时，多方派出精干力量组成专家团队奔赴俄罗斯，在辗转多个城市后，最终搜寻到1924年至1938年间《工人之路》638期共2500万字的珍贵史料。
鲜为人知的是，有关这份报纸的寻访，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悄然开启。艰难却充满传奇色彩的寻访过程，也为这些珍贵史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记者独家采访到了寻访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监事俞敏，尘封于历史长河中的感人回忆、动人点滴，与寻访《工人之路》背后的故事，也渐渐在记者眼前展开。
寻找俞秀松，亦寻到一份珍贵的报纸
“还记得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土地，是在1996年。我的母亲嘱托我，一定要弄清楚，俞秀松遭逮捕后，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因何原因牺牲的。如果可以，一定要为他平反。”坐在会议室一隅，俞敏向记者娓娓道来《工人之路》的回“家”之路。
俞秀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等职。俞敏的母亲，正是俞秀松的夫人——盛世同。1936年7月，风华正茂的俞秀松与盛世同，在迪化西公园（今：乌鲁木齐人民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而，天未遂人愿，伉俪情深琴瑟和鸣的美好岁月并未持续多久，就在两人结婚后的12月，俞秀松遭到了逮捕，1938年6月25日，苏联更派出飞机将他押往苏联。俞秀松与妻子在机场分别，可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也成了永别。
在其后的几十年岁月中，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却从未放弃寻找她最心爱的松哥。即便后来，在俞秀松父亲的提议下，安志洁与俞秀松的弟弟喜结连理，他们也立下婚前协定：俞秀松参加革命，没有接班人，也没有后代，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一个女儿，就过继给俞秀松，并在上海市公安局户口本上郑重记录。俞敏的另一重身份，正是俞秀松的继子。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俞敏第一次见到了曾听说的、俞秀松担任过副主编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
在简陋的阅览室中，成堆成堆的老报刊里，俞敏捧起了《工人之路》。异国这一份年代久远的中文报纸，给俞敏带去了极大震撼。“知道俞秀松担任过报纸副主编，但对那份报纸的具体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俞敏指着影印的1935年4月18日第51期《工人之路》说：“你看，这篇〈伯力‘广州公社’集体农庄第三区已经完结玻璃罩的工作〉文后的‘松’，就是作者俞秀松。”
已完成的心愿，未了结的“心事”
就在俞敏结束第一次俄罗斯寻访回国后的同年8月，安志洁收到了俄方的一封特殊来信。
来信写道：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做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俞敏说：“这是我第一次寻访最大的收获之一，母亲也因此深感欣慰，在这封平反证明书上写得十分清晰：俞秀松于1939年2月21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埋葬在顿河公墓里。”
60年执着的爱与深情的寻找，真的创造了“奇迹”，完成了老人的心愿：1996年俞敏的俄罗斯寻访，不仅为俞秀松平反，并且找到了他牺牲地所在，还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邂逅”了《工人之路》。
两年后，为了给即将到来的俞秀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做准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团，再赴俄罗斯查询俞秀松档案，俞敏一并同行。“当时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今：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的管理极度严格，要看俞秀松个人档案，必须是亲属才行。
好在我和我母亲提前做好了公证，并翻译成俄文，才得以一见。”从俞秀松的档案中，俞敏确切地看到，俞秀松在苏联时曾担任过《工人之路》的副主编！而《工人之路》这份报纸，正是他两年前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阅览室里看到的。
“其实在当时看来，那封俄罗斯来信对我和我母亲来说，是比《工人之路》报纸更重要的事。所以，1998年的那次寻访最后没有前往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阅览室，就没有直接挖掘到关于报纸的有用资料。”俞敏坦言。
但之后，对俞秀松研究“禁区”的放开，自然而然也带动了更多目光，投向《工人之路》上。也可以说，没有后人对俞秀松在苏联经历的寻访，或许《工人之路》还将在时间的长河中蒙尘更久。
即便达成了母亲的心愿，可另一桩“心事”却也悄然浮现上了俞敏心头，这恰是《工人之路》给他带来的。“1996年第一次寻访，让我了解了这份报纸当时发行的对象是以远东10余万华人为主，而它还是联共远东编委及边疆职工苏维埃机关报。可25年前的寻访难免还有‘局限性’，我只关注到俞秀松与《工人之路》的关系，但对其真正的史料价值，心里是没底的。”回到上海后，心中的“不确定”还是会浮现，冥冥中，似乎有声音告诉俞敏，他尚有未完成的使命。
重访《工人之路》编辑部原址，促成更多次寻访
2004年，俞敏回到当年工作过的黑龙江，又通过边境，来到了对岸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踏上这片土地，他便忽然忆起，自己曾在《工人之路》上见过的编辑部地址，恰好就是在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寻着当年记忆，俞敏就找了过去，当他站在《工人之路》编辑部原址——共青团大街（亦称青年团大街）54号前，内心却只剩下无限遗憾：“因为52号和56号都留存了，恰是编辑部原址被毁。这是多么可惜！”
那次经历也给了俞敏极大触动，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他连续多次前往俄罗斯，并来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工人之路》。俞敏说：“通过查阅报刊，我看到了除俞秀松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个报纸的面极广，有众多共产党人为其‘打过工’，刊登在报纸上的信息量又如此庞大，除了对远东工作的帮助、指导外，《工人之路》上还有世界各地信息的发布，甚至有不少关于上海的。那时我便意识到，我有责任将《工人之路》报纸的事与相关部门和领导进行沟通。”
此次回沪后，俞敏便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反馈了相关线索。2018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SMG版权资产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联合组队的海外寻档正式启航。在这之后的三年内，团队两次奔赴俄罗斯，取得了大量独家珍贵的党史影像资料，包括从俄罗斯多地采集到在苏联时期创办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2019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更将其纳入“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给予专项支持。
“断了的线又连上”，《工人之路》回“家”路历经磨难
“寻访不是一帆风顺的。”俞敏回忆接《工人之路》回“家”的经历，对经历的曲折故事仍记忆犹新：“其实2016年我去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阅览室就是‘危房’，后来索性关闭了，而其中藏品的去向，也无一人知晓。”
幸好俞敏常年保持着“留档”好习惯，在此前他曾细心记下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地址，让“断了的线又连上了”。2017年，俞敏率先找到了这个地方，拿着中文的《工人之路》便与工作人员交流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充满了戏剧性，我不会俄文，对方也听不懂中文，更看不懂我拿出来的《工人之路》，‘鸡同鸭讲’比划半天，他们总算求助到了外援。”俞敏就这样在电话中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亚非文献处负责人谢尔盖接上了头，这位十分喜爱中国的负责人也坦陈告知俞敏，报纸都保存在了库房中，要为即将投入使用的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做准备。
寻访正式启动的2018年，俞敏与几位专家又一同找到谢尔盖，提出想要查阅《工人之路》。原以为“找对人”一切顺利，却没想关键时刻又生波澜。粗犷的俄式管理模式下，报纸在库房中的存放完全没按编码顺序进行，即便知道《工人之路》的刊发时间，但在茫茫多的报纸杂志中找出《工人之路》，也无异于“大海捞针”。获悉专家组遇到的困境时，宁波在俄经商的邱智君女士挺身而出，多方协调沟通，终于在今年年初，将1924年至1938年《工人之路》的合订本都从库房中“挖”了出来，整理出2500万字，扫描件638期。
近三年两度赴俄，俞敏已年近七旬，也是专家团最年长的一位。他至今还珍藏着当时的行程表，记者一眼看过去，从早到晚几乎被塞满了各种行程，连午餐时间都是匆匆忙忙压缩到最短。20天里，专家团队都会一遍遍循着《工人之路》的“足迹”横跨欧亚大陆，上午在莫斯科，下午可能去了圣彼得堡，喀山、海参崴甚至西伯利亚都留下他们的身影，最疲惫时俞敏一个晚上要转两次机，在飞机舱内迎来日出的他却从未有过埋怨后悔，他说：“凡是对革命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寻！《工人之路》来之不易，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相关链接
《工人之路》是一张上世纪二十年代由苏联党政部门主办的官方机关报。办刊时间在1922年至1938年左右，诞生于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先后经历中共二大至中共六大等重要会议。在《工人之路》存续的16年中，从半月刊发展为周刊及至双日刊的四版大报，最高印数达到6800份。中共发起组成员及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曾担任过《工人之路》报社副主编。该报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留学的苏共和中共党员。
《工人之路》刊载留存了李大钊、邓中夏、俞秀松、梁柏台、汪寿华、伍修权、刘长胜、萧三、柯庆施、黄平等人的文章，其中李大钊的遗著诗歌《进攻》、邓中夏的《呜呼，彭湃同志之死》、俞秀松的《工农通讯员和下级刊物目前几个战斗任务》、北京大学师生创作的《北大之救国歌》、萧三的诗歌《八百勇士赞》等作品，均未查到在《工人之路》以外的出版物刊登过，可初步判断为首次发现。
据初步研究确定，《工人之路》是迄今发现的办报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主编的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刊，也是中共早期革命者后人与沪上党史研究专家共同发现的最新鲜、最大宗的中文史料，对发掘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此前，《工人之路》珍贵党史文献资料专题展已陆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北唐山李大钊纪念馆、黑龙江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等地完成了展出活动。此次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的是《工人之路》珍贵党史文献资料全国巡展首展，后续还将沿着京广线举办巡展，并与全国各地的红色场馆开展更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