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对于何为‘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并无明确法律规定，这导致竞业限制的主体范围严重扩大。”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说。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副庭长毛希彤表示，求解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关键在于限制用人单位滥用其优势地位的机会和条件。普通劳动者被要求签订竞业协议是否合理，应以相应劳动者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而对用人单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作为判断依据。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普通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向其提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要求。而对于此类劳动者之外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则不属于法定的竞业限制人员范围，如用人单位强制要求此类普通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则其相应行为就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毛希彤说。

“普通劳动者也签竞业协议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法院来最终确认无效，应考虑事先通过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组织介入予以纠正。此外，对于企业恶意扩大竞业限制范围的问题，也可以考虑引入惩罚性机制。”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程阳说。

另外，针对一些企业在竞业协议中罗列的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过多的问题，沈建峰表示，应以劳动者入职的新单位与原单位是否有竞争关系，或者两家单位是否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来确定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协议，防止因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而妨碍劳动者的择业自由。